《水浒传》的宗教记忆:白莲教的叙述与想象

《水浒传》文本叙事中的宗教既不是正统的道教或佛教,也不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质是民间宗教白莲教。小说叙述的时间、地点、称谓和标志等都暗示或表达了白莲教的宗教信仰和历史作为,表明《水浒传》叙述和体现了元末领导和组织红巾军起义的白莲教的宗教记忆。从而水浒好汉乃白莲教教徒的艺术镜像,梁山泊的旗帜"替天行道"即红巾军所崇尚的"大义",而水浒世界则是关于元末白莲教起义的叙述与想象。     

略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间网络历史书写变得日益普遍,它与以往学界历史书写有什么不同、是什么关系,显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围绕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探讨了两种书写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文章指出学术性的山西事件书写是随着时代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断在变化的,新中国以后有关义和团的许多学术著作一般都不提山西事件这类有某种负面影响的故事,造成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只有海外研究者声音的状况。晚近兴起民间网络书写对山西事件猎奇式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但其非专业性影响了这种叙事的质量。本文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民间网络史学的出现提醒了学界史学在网络时代如何恰当处理晚清历史中的某些负面故事,建设和运用好历史知识话语权的问题。本文特别指出,民间网络史学在破除学界史学曾经有过的偏颇倾向时,自身也要警惕对特定人和事的情绪化及神话化倾向。     

民间话语下的历史审视——评莫言的《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创作中向民间文化和民间资源的一次自觉的撤退和回归。小说通过章回体的运用,进行了一次整体的艺术突围。由此,民间的声音打破了历史的沉默,以往宏大叙事遮蔽之下的历史的另一面得以浮现出来。小说不仅展示了民间的生存状态,而且带来了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历史的"黑手高悬",一场场以历史的名义发动的无理性运动骚扰着人们,使得人们在与历史的较量中"生死疲劳"。这样,小说以轮回传说的书写形式,在消解现代性历史强力的同时,也表达出一种对生命的深切怜悯情怀。这或许就是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书写民间历史的真正情怀。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从历史事件的民间叙事看改土归流——以鄂西唐崖土司为例

改土归流不仅是一项政治进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对改土归流的研究,应立足于地方社会的视角,以揭示它实际是如何被(地方)话语建立、维持的。在民间故事、传说中,主要借助于历史事件来获得民间叙事的结构意识,营造一种"民间"的氛围,演绎着另一种"和平改流"的图景。它也体现出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地人视角,同时并未妨碍人们通过民间叙事了解和把握历史的真实。当前的改土归流研究很有必要重视这类来自民间的"小叙事文化"。     

《大宪章》的多重历史书写及其重构:以约翰王形象为中心

中古英国编年史对《大宪章》和约翰王进行了多重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奠定了不同时期《大宪章》叙事和评价的基础.19世纪末斯塔布斯依据奥尔本斯编年史,认为约翰是彻底的暴君,强调《大宪章》的宪法性质.20世纪中叶霍尔特对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研究,采信《克洛兰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政府坚持亨利二世国家建设的政策,进而坚持《大宪章》的封建性质.近来卡朋特对原始手稿、政府档案和编年史进行了综合研究,依据贝蒂讷的无名氏的编年史和《科吉歇尔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性格的不足,重新主张《大宪章》的法治价值.总体上,依据法律文件、政府档案以及其他实物史料,研究者综合编年史中不同的历史书写,重构《大宪章》时期的历史事件、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和社会心态,并对《大宪章》产生不同的叙事、阐释和评价.     

山东文化形象的三大建构模式及其现代传承与嬗变

地域文化的认同凭借地域文化形象这一媒介,文学想象和叙事是建构形象的重要方式.山东文化形象有庙堂与民间两种形态.民间山东文化形象有三大建构模式《水浒传》式的"好汉山东"模式,《金瓶梅》式的"世俗山东"模式,《聊斋志异》武的"灵异山东"模式.20世纪文学中的山东书写,正是循着这三大建构模式发展起来的.     

民间的激活：“故事”方能成“新编”——《故事新编》中民间叙事策略的现代开掘

本文就《故事新编》中民间叙事策略的现代开掘入手,从民间叙事角度观照下的历史选材和民间故事叙事结构的大胆扬弃两方面具体分析鲁迅在创作中对传统民间叙事艺术的灵活运用及超越创新的表现,侧重探讨民间精神和民间文化对鲁迅人生观及艺术创作观的积极影响,探寻鲁迅先生以民间叙事艺术为策略建构历史题材小说的意义空间。     

试析《百年孤独》中的“超时间”叙事视点

《百年孤独》在叙事方面,最为人们称道也最具开拓性的地方,就是"超时间"叙事视点的运用。具体做法有四:运用循环叙述或回环式叙述;在叙事过程中不时插入对未来事件或以往事件的叙述、交代;用一个叙事单位(一句话或一个自然段落)叙述、交代一个较长时间段发生的事件;运用叠加叙事。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之所以运用"超时间"叙事视点,既有内容表达方面的考虑,也有审美方面的考虑。     

论《哈利·波特》的叙事事件

《哈利·波特》是一部叙事性强的现代长篇童话小说,它的叙事实际上是"核心"事件与一系列"卫星"事件的特殊组合。这些叙事事件不是随意乱放的,而是经过作者罗琳女士匠心独运的巧妙安排,即采用"惊奇"和"悬念"这两种重要的艺术手段精心组织,以营造出契合读者心理的阅读氛围,使他们在字里行间得到美感和愉悦。     

历史、伦理与世情 ——论梁晓声《人世间》的现实主义范式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建筑与历史记忆、代际与伦理承变、人性幽微与世情采写之间进行叙事架构,历史、伦理与世情构成小说的核心元素。其历史书写,以建筑群为记忆主体,呈现时代变迁轨迹,揭示阶层差异;其伦理书写,以公共秩序和家庭关系的代际叙事,描摹出民间伦理的具体样态;其世情采写,直面社会痼疾与人性之恶,弘扬传统伦理与民间温情。小说既具有现实主义创作“历史的”深度,又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高度,堪称现实主义范式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之作。     

血泪韩朋赋 民主自由歌——读敦煌文卷札记

敦煌藏经石室中发现的手写文卷,数以千万计,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写卷,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宗珍贵的希世遗宝。敦煌文学写卷中,那些由民间(包括职业的说书艺人)创作出来的叙事作品,在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著名文卷《韩朋赋》是敦煌叙事文学中的玓(王乐)明珠,它以高昂的反封建精神,强烈的民主和自由的意愿,精美深蕴的艺术魅力,成为民间文学史上的瑰宝。一敦煌《韩朋赋》是一卷完整的长篇叙事诗(或故事诗)。现存的《韩朋赋》写卷,共见六份,它们有的是完整的文卷,有的已成残卷。这些卷子并非出于同一时期,其中最早的大约写在初唐武则天朝,最晚的可能是北宋初年的抄卷。     

再造乌托邦－－谈《无风之树》的叙述人称特色

《无风之树》无论是对人性的挖掘与表现,还是对生命现象的体悟与思考,或就艺术表现技巧而言,都堪称精品.而其中叙事人称的设置尤其引人注目,小说采用了两种叙事人称的交替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他),从而形成了两种叙事形态."我"承担了十二个人物角色,"他"承担了一个人物角色,而十二个第一人称(我)与一个第三人称(他)又处处显示出"触目惊心"的对立.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类似李锐这样设置如此众多叙述者的文本是极为罕见的,李锐以自己这种个性化的书写方式使得《无风之树》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     

时间之流与记忆之城——论《悟史先生之谜》中母亲跌倒事件的叙事之惑

小说叙事离不开时间,但在现代小说中事件的线性时间顺序往往被打破,各个事件在叙事作品中所形成的空间位置也被重新排列.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探讨《悟史先生之谜》第一章中有关母亲跌倒事件的时空叙事之惑,通过分析母亲跌倒事件叙事所呈现出的时间之流与记忆之城的对抗来展现人类生存的焦虑这一深层次问题.     

事件的始末 过程的真相

随着时间的流逝,共和国近40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已成为一页页历史了。然而,它在人们心中所激起的震颤却远没有消逝。所引起的思索已伸向事件的深层、历史的远处。在这种震颤消退之前,在这种思索刚刚勾起和逐步延伸之时,事件的始末、过程的真相,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以下简称《纪实》三卷本),以1949～1989年的历史跨度为取景框,以百余万字     

博士生导师刘同舜教授

刘同舜教授,1930年生于浙江镇海,195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外文系.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战后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8册)和《"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简称《长编》)是一部多卷本的战后国际关系史丛书,它按照年代顺序分专题撰写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叙述1953年重大国际关系事件的第8册即将于     

日常的、家常的、平常的哲学——鄂西民间传说中的哲学问题

世代居住在鄂西地区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各种形式书写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材料中,民间传说始终是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创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们的世界观。”(《列宁论民间口头文学》见于《苏联民间文学论集》第6页)而研究他们的这种世界观,了解他们的真正历史,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列宁全集》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应当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只想就其“世界观”中所隐含的哲学思想因素作一初步分析,以便了解他们在哲学精神方面的创造。     

媒介事件透视与电视角色解读——《媒介事件》述论

媒介事件作为一个特定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其1992年出版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提出.他们认为,电视和直播是媒介事件发生的基础,通过电视进行直播才能提供最大范围观众的邀请式观看;电视天然地扮演中立和公平的角色;媒介事件可以达成类同于宗教式的社会氛围,即媒介事件的萨满教化.对《媒介事件》梳理可以发现,从"媒介事件"的原始概念出发,媒介事件的内涵和外延过窄,大量的重大新闻事件不能被定义为媒介事件,而电视作为媒介事件的介质,天然的中立无法令人信服,这削弱了此概念的说服力.     

《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诗与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