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中原文化与中国轴心突破——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中国轴心突破研究是以对"轴心时代"(或"轴心期")和"哲学的突破"概念的接受为前提,对中国哲学开端进行的研究。新旧中原文化及其在春秋时代的发展构成诸子轴心突破的思想背景与突破对象。余英时的轴心突破研究跳过整个春秋时代和周初之后到春秋时代"天"观念的变化,直追殷商巫文化,时代上的巨大跳跃反映的是思想上的重大缺环。余英时的研究是为了印证和补充雅斯贝斯的观点,在这种研究中,中国成了注脚。     

先秦诸子哲学对宗教传统的继承与转化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着重指出了人类精神的觉醒是在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由于这种觉醒,三个地区的文化以精神自由的原则取代了古代文明的实体性原则,形成了哲学的突破。先秦诸子哲学与希腊、印度哲学起源于宗教的情况相同,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哲学重在求知,印度哲学重在人的精神的解脱,而诸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在天命秩序瓦解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寻求失去的"道"。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思考中国宗教本质问题的若干视角

中国宗教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国内外学术与思想界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看法常常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如果我们细加留意的话,仍能发现一些代表性观点之间有着关联之处.本文打算选取四个比较基本的学说或理论角度以及各自的代表者,通过他们来看一下能否勾勒出中国宗教的基本轮廓.这些代表性理论、人物及观点主要有:(1)以卡尔·雅斯贝斯为代表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看精神运动的轴心或定型意义;(2)以麦克斯·缪勒、汉斯·昆、秦家懿等为代表的研究:从比较宗教学或宗教类型的视角看中国宗教;(3)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研究:从宗教社会学或宗教性格的视角看中国宗教;(4)以张光直为代表的研究:从人类学或宗教发展的视角看中国宗教.这之中,雅斯贝斯的轴心理论为我们展示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精神过程对于人类未来的精神史而言具有某种定型的意义.麦克斯·缪勒、马克斯·韦伯以及汉斯·昆、秦家懿等人的研究有可能使我们对中国宗教类型、形态、特征、性格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或判断,而且其最终指向的不是哲学层面,而是巫术方向.而这样一种判断同样可以在张光直的中国、东方乃至人类普遍法则的连续性进程理论中找到合理的逻辑依据.     

从张光直文明起源理论看轴心期中国文明的突破

杜维明教授认为古代中国文明所表现出来的延续性是由于中国人对于延续性的偏好。本文认为并非如此,中国文明的延续性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所导致的延续性的根源一直延续下来,因而文明就表现为一种连续性。在轴心期中西文明突破的实质内容不同是中国文明延续性不同于西方文明突破性的一个外在原因。中国文明在轴心期所发生的突破主要是从对人内在反省的角度来进行的,这与延续性的多神信仰和巫术崇拜之间展示了在两个不同向度上的张力。     

信仰与理性之间：试论哲学思维与宗教的关系

人类文化的历程可分为巫术、宗教、哲学、科学等四个阶段,这也是人类思维理性化趋势的四个阶段。哲学是介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之间的文化形态和理性演化阶段。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两个真正的哲学文化系统——中国哲学传统和欧洲哲学传统。两大哲学传统都从宗教中产生,又取代了宗教在社会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哲学与宗教母体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决定了哲学的最终命运。中国哲学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哲学形态,我们应当突破欧洲哲学特殊形态和话语的束缚。     

康有为“以元统天”论思想探析

西方"星云假说"对康有为"以元统天"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与"地"相当于西方哲学中"宇宙"和"自然界"的概念。所谓"天地之理"便相当于西方所谓"宇宙"、"自然界"的本质规律。而"以元统天"论的元气说是对中国古代元气论、无限宇宙论以及康德"星云假说"的继承与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又是其论述人性理论、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思想的哲学支撑和重要基础。     

儒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按照现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其中既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宗法性伦理宗教",也包括哲学性的"儒学"。在官方文化系统中,宗法性伦理宗教发挥了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方面的功能,成为历代政府政治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则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正确解读儒教的超验性,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关键。     

后现代主义的“踪迹”——传统哲学中的后现代性思想

虽然后现代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二元论,强调"差异",提倡"多元"思想,讲求历史的非连续性、断裂性,但其仍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成分,在西方传统哲学和东方思想中均可以找到后现代思想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