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当前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述评

本文认为，在中国这一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已经掀起了一股“程序热”的研究浪潮。文章通过对近些年行政法学界的几大热点问题行政程序含义、行政程序价值、行政程序法概念、行政程序法地位、行政程序法模式、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行政程序法目标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的归纳探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尽快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     

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论美国行政程序法对我国的启示

我们在研究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不应将其与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割裂开来,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在不断迎接挑战中发展的,发展的历程,探讨了其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启示,包括法典化的进程及法典化与我国国情的联系.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及其选择

目标模式是行政程序立法实践中涉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探讨应在充分考虑目标模式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影响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现实因素进行论述,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应选择公正为主,兼顾效率。     

美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模式选择与变通

本文探讨美国行政立法程序的不同模式选择和程序变通的界限,以及司法审查在保证行政程序合法性过程中的适当作用。美国经验显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求行政政策的制订能够有效地调整不同的社会利益,并在发展实体规范的过程中考虑所有相关利益。由此推出一系列行政法原则,尤其是行政决策在程序上的透明度,包括行政规范的及时公布、程序公开、说明理由、行政决定在事实与法律上的逻辑关联。     

日本行政立法过程中的意见公募程序析论

日本行政机关的立法权有职权立法权与授权立法权两种类型。行政机关在行使其立法职能时要履行意见公募程序,即向社会主体公开征求法规草案意见,它基本遵循草案公示、意见征集以及意见反馈这样的过程。在日本行政立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效果,并逐步形成为制度化的措施,在制度建构、适用例外、意见反馈等方面对我国法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之我见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就是要在行政程序法所具有的多种功能及作用中,选择并确定以强化某一方面的作用为主要目标,围绕此目标设置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形成一定的行政程序法体系特征。同时,一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受制于多种因素,根据我国现阶段影响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现实因素,我国行政程序法应选择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并重的目标模式。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三论

行政程序立法已纳入了我国的立法规划。即行政程序法典化、理论基础的建立及加强司法审查。指出行政程序法典化是长期的任务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可采取两步走的办法 ,成熟一个制定一个 ,逐步推进。可在宪法中设置程序性条款 ,宪法中的这一条款规定可以作为行政程序立法的根据 ,相应制定完善的可操作性的规则。另外 ,要加强对行政立法和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 ,使行政程序法的执行更有保障     

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本文从罗尔斯的程序正义论出发,提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是依法行政的观点,就中国行政程序法的改革方向,提出法制程序化的观点。     

论利害关系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

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是指在一国行政程序构建中,通过法律赋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资格进而影响行政程序进行的一种法律制度。该制度可以使行政程序更加公正化和民主化。但是,由于中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学者们对该制度的研究还有所疏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具有身份的特定性,是对已进行的行政程序的参与,是对行政行为有所主张的参与。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程序中多了一个新的当事人,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对行政程序起作用,从而使行政程序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司法程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将会促使行政程序更好地和社会机制相契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还能使公民权利保护更全面化。确立行政程序当事人制度、行政行为介入制度、行政过程开放性制度是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法制保障。     

我国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探析

听证制度被誉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灵魂和核心。为了实现行政听证的立法目的,保证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为现代各国广泛采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将其概括限定在行政机关作出的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之中,并规定了一些排除和例外情况。我国目前已有立法、价格决策、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几种听证程序,但由于我国引入该制度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根据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向其他非处罚性具体行政行为拓宽;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向行政司法领域拓宽;向事后听证拓展,等等。从法制的统一和完备角度看,我国需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行政程序法典,并在这部法律中,对有关行政听证程序方面的问题加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听证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真正实现当事人的程序民主权利。     

论我国证据法的立法模式

英美国家独立制定证据法 ,而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融入诉讼法或者实体法中。笔者认为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立法技术、与诉讼法的协调、证据法的实际功能以及法律传统的承继与法律移植的接受等诸多因素。为此在我国现有诉讼法的框架内补充完善证据法规范 ,即通过修改诉讼法一并完善证据立法应当是最佳的选择路径     

宏观架构与立法审思--关于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

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解决立法技术问题,更需要解决立法观念与立法意识问题.要使<婚姻法>成为具有前瞻性、适用性、科学性的法典,则须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婚姻法>以独立法典的模式出现,既可兼顾立法传统,又能顺应制定民法典的趋势;确立婚约制度,不仅是婚俗生活的要求,也是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补充,有助于对善意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建立完备的亲权制度势在必行.     

民主原则与行政程序

宪法是立法规范行政程序的基础.我国宪法设定的"责任链"模式无法充分保障代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因为无论用人手段还是治事手段均存在局限性.在行政程序中遵循公民参与和程序公开原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法律对行政权约束的不足,增强代议机关对行政权的控制,更多地满足宪法民主原则的要求.     

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     

法治视野中的日本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作为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具有积极行政的特点,在日本被广泛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但行政指导也出现了权力滥用等现象。为此需要对行政指导进行法律规范。本文从日本行政指导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两方面加以介绍和分析,以期对我国的行政法治有所借鉴。     

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效应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境,经济困境的发生又引发了政治效应,引起了全球的政治洗牌。在这场政治洗牌中,中国应当稳住阵脚,展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魅力,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立法的偏颇及其矫正——以《劳动合同法》为分析考察对象

<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来的状况表明,偏颇的立法是导致法律实施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的回溯性考察可以发现:各方利益博弈的不充分与策略选择的非制度倾向、立法机关权衡利益的偏颇是影响通过立法实现社会整合效用的两个关键因素.为此,必须超越"行政主导立法"的立法模式,完善社会立法中权利配置和作为立法程序正当化装置的公民参与机制.同时,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立法者的立法学".     

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趋势及中国选择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出现一系列新趋势。尽管全球外包市场萎缩,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后危机时代,国际服务产业加快转移和重组,本土市场潜力加快释放等多方面有利因素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成本优势"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加快发展和提升水平的关键在于实现从"成本导向"向"价值导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