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世态人情的裸露--《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新思潮

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经基础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在对当时社会世态人情的描绘中,已经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商业活动中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利润的趋之若骛,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传统四民关系的转变;两性关系上人们打破了文化传统中那种社会性、伦理性对人的个体心性的禁锢,而表现出对非理性情感和欲求的渴望与追求;服饰上撼动了高压在人性上面等级观念的磐石,表现出一股“去朴从艳”、逾礼越制的社会思潮。     

《金瓶梅》与明代社会的金钱观念

本文通过对<金瓶梅>的文本透视,重新审视明代社会金钱观念的历史因变,发现明人撕去传统价值罩在"利"字上的虚伪的面纱,表现了对金钱的认可、追求与崇拜;但同时传统文化的积淀并未完全消除影响,明人的金钱观念具有重财又轻财,趋"利"又尚"义"的特质.这于今天的社会不无启示意义.     

《金瓶梅词话》中可以破解出来的明代历史人物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 ,重点当然是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和艺术的需要 ,作者除使用80多个明代真实历史人物外 ,还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将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约 2 0 0个左右的真实历史人物稍加变化 ,隐含到作品中去 ,以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的人物是可以破解出来的。     

《红楼梦》与《金瓶梅》细节刻画比较点滴

《红楼梦》中赵姨娘借助巫术几乎致死凤姐、宝玉,《金瓶梅》中潘金莲用驯猫扑肉的方法致死官哥儿。两种写法实际上是“神事”和“人事”因素的比较,很明显,《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的现实主义程度远不如《金瓶梅》,且《红楼梦》中巫术的写法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明代心学与《金瓶梅》

《金瓶梅》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小说作者认为致使他们去善为恶的根本原因是其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拯救世人的根本办法是人自我的“明悟”,即彻悟后达到内心澄澈无欲的境界。小说的主要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致良知”论)的主要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王氏心学在明代嘉万时期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这些足以说明王氏心学对该小说主题思想有重要影响。     

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发迹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现实

通过对西门庆从地痞恶棍到官僚富商的发迹过程和一生种种罪恶行径的分析阐述,从不同的层面深刻剖析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经济繁荣、新兴商人阶层迅速崛起以及官商勾结、营私舞弊、政治极端腐败的社会现实。     

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的商人特征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由泼皮浮浪破落户子弟发展而为集恶霸、商人、官僚于一身的人物。西门庆身上，既有封建时代的烙印，有封建意识的残留，但更为突出的是表现了早期新兴商人的思想性格和气质特点。西门庆的思想状况和性格发展史，反映了明代中晚期封建势力与新兴商人势力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社会发展状况。西门庆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新兴商人正在从封建时代的社会土壤里破土而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势力的现实。西门庆以其官、商、霸相结合的形象特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商人的艺术典型。这一形象塑造的成功，标志着《金瓶梅》高度的现实主义成就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论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

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合理吸收了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不乏表达自我精当的创见,或剖析人物性格和命运,或分析小说叙事技法和写作手法,具有浓郁的现代品格。梁羽生大力点拨《金瓶梅》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文本寓讽刺于幽默之中的写法效能,阐述其不落俗套的情节设置,展现小说文本起伏顿挫的情节演进节奏。梁羽生贴近文化生态,注重物我双会,其《金瓶梅》批评话语成为他挥洒才情和展示史识的重要文化承载。     

论《金瓶梅》中的伦理世界

《金瓶梅》不仅是一部小说 ,它其实还向人们展示了丰富的伦理世界。它的伦理世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通过西门庆以及其他人物的社会生活、经济行为这个“经线”的描写 ,反映了明代中晚期新兴商人以及社会各阶层所特有的经济伦理世界 ;其二是通过金、瓶、梅以及其他女性的家庭生活、性的行为这个“纬线”的描写 ,展示了明代中晚期广大妇女在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上所特有的道德伦理世界。我们既要看到其历史进步性 ,也要批判其封建糟粕     

试论《续金瓶梅》的创作年代

小说《续金瓶梅》的创作年代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基本上有三种观点:黄霖的顺治十八年说,张清吉的顺治十五年说,孙玉明的顺治十七年说。笔者赞同孙玉明的观点,而且珍贵历史文献的发现,也证实了这部小说创作于顺治十七年。     

《水浒传》《金瓶梅》武松形象塑造异同论

《金瓶梅》移植《水浒传》里集中写武松的那一段故事,然后把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敷衍铺张开来。但是,由于该书不再是以武松为主角,也无意表现其英雄本色,所以,在情节安排上,大量压缩、删减原书中武松的英雄事迹,有意淡化他在读者心目中的高大光辉形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就有了看似细微实为重大的改变,即明显地对武松加以＂矮化＂。     

论秋菊在《金瓶梅》中的作用

《金瓶梅》是历代禁毁小说,所以在“四大奇书”中,这部小说的研究是最不充分的。在人物研究方面,视线多集中在以西门庆为圆心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本文从小人物秋菊对塑造主要人物所起的作用和秋菊在全文结构上的意义两方面,探讨了秋菊在《金瓶梅》中的作用。在世情小说双峰——《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秋菊和傻大姐其实是小说家匠心独运的人物。这一类带有痴傻性质的人物在“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类型表”中值得添上一笔。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不只是表现手法 ,而是总体构思和具体描写中有反思明史、总结明亡历史教训的用心 ,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怀念明朝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这在清初至清中叶汉族士人创作的小说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潘金莲: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框架是从《水浒传》第22回到第31回中移植过来,又加进了作者天才的创造。细比较二书对于同一人物的描写,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初衷、《金瓶梅》一书主题等方面的探究。文章选用潘金莲作为剖析的材料,发现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与二书的主题、表现重点各有不同等息息相关。     

审美回归与英雄失色——兼论《金瓶梅》中的“水浒”人物

明代长篇小说在经历了神异化、传奇化、历史化的过程以后,作家们的目光转向了世俗和人间。这一转变,使小说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以前的仰视天空或回首过去转向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描写。而那些叱咤于神话、历史和传奇故事中的英雄豪侠,诸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武松等人到了《金瓶梅》等一类世情作品中,便褪去了神奇的色彩,而被赋予了常人的属性,这是作家审美视角转换而导致的人性回归。     

明代出版发行影响通俗小说发展之一例——以《金瓶梅》早期出版发行为中心

出版发行业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据文献记载,在明代文学家中,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和袁中道最早获得《金瓶梅》全本,且认为此书有很高价值,然而此书却没有能够在袁氏家乡湖北出版,沈德符从袁中道手中借抄全书带回苏州,不久《金瓶梅》刻本在苏州面世,从而推动了世情小说的发展。《金瓶梅》的出版发行证明,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发行之间,起主导作用的可能不是作家,而是出版发行商及出版发行的体制机制。     

论《金瓶梅》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扬弃与超越

以《水浒传》和《金瓶梅》两部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内在精神脉络为轴线,从女性贞节观念、婚姻自由、尊重情欲三个方面出发,试图对两部作品的女性观进行比较,论述《金瓶梅》正逐步扬弃《水浒传》所颂扬的传统的女性观念而不断向宏扬女性人性解放的女性观发展.     

论《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

《金瓶梅》倡导道德的情爱伦理和互助友爱的人际伦理。它的道德观是通过批判“酒色财气”呈现出来的。《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情爱的虚无本质,呈现在对偷情、婚姻的反思上,体现情性小说的出场形态;二是冷酷的人情世态,展示在对世俗、社会秩序的批判上,蕴涵现实主义小说的出场形态;三是德性的生活,体现在对欲望放纵、道德沦丧的批判上,彰显道德小说的出场形态。     

满译《金瓶梅》研究述评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满译《金瓶梅》得以刊行,后又以刻本和抄本的形式传行于寰,中外都有存本流世。学界有关满译《金瓶梅》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本人就满译研究情况分别以目录介绍、专门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等方面,逐一介绍,以便同仁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