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宋儒“寻孔颜乐处”的反思与发展

"寻孔颜乐处"是宋儒热议话题之一。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二程道出"孔颜乐处"之意涵;朱熹继续探求"乐"之功夫,并与陆九渊在寻"孔颜乐处"的径路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博文约礼"与"克己复礼"功夫论的分野。王夫之指出孟子同于孔、颜,三圣一揆,其乐相同。其后,王夫之在学术史层面"及孟子之乐",扩充了孟子乐处的意涵,并上溯张载,修正程朱、陆九渊内向收敛的寻乐功夫,代以身心与政事交养之径路。此外,在思想史层面,王夫之进一步加强对宋儒"道"优于"治"与以"道"屈"治"的反省,以纾解治统与道统之张力,为后世儒者寻"乐"别开生面。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     

试论船山的重民思想

船山把民看成是衡量理势顺逆的根本尺度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又反对顺从民意,认为只有为公而发的民意才是公理。这是中国古代民论史上的高峰。     

从“制君安民”到“尊君制民”——汉代民本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悖反

汉代民本思想的价值核心 ,就在于对民生的关注。为实现这一目标 ,汉代思想家力图通过在理论上建构一个最高原则 ,在实践中确立“大一统”与“礼”的绝对地位 ,来对君权加以限制。但是 ,由于汉代民本思想本身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两重性 ,使得“制君安民”的理想在政治实践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成为“尊君制民”的工具     

王夫之晚年思想圆融论

王夫之的思想学术成熟于六十岁即康熙十七年(1678)之后,其前、后期思想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思想重心,由"华夷之辨"到"人禽之辨";学术宗尚,由学宗程朱到学宗横渠;学问规模,由经子之学到兼通四部;著述体例,由外传引义到内传注解。     

再论王夫之的中医药学思想

王夫之的中医药学思想博大精深,造诣非凡。他继承和发扬了宋代以来儒家重医的优良传统,在医术、医道以及解剖学、药物学等方面具有许多真知灼见。其最早显示医药学才能当为24岁在张献忠部蒙难时。他之所以自号薑斋,因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和他深刻的哲学思考;他的《诗经稗疏》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一部药物学著作;他在防病、治病等诸多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总之,王夫之的中医药学思想与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因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继续深入挖掘,以使学术界对之具有更加完整和清楚的了解与认识。     

论王夫之的学习思想

17世纪中国大学者王夫之,在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艰苦治学生涯中,积累与总结了丰富的学习思想,从学习目的、学习过程、学习原则与学习方法等方面论述了其治学的经验与思想,成为中国学习思想史上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一块里程碑。     

王夫之法制思想论析

王王夫之通过对历代有关法制的评判以及吸收时代新的法制元素,形成了他既传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具有近代因素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了“环相为治”（的政治改革构想和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成受裁”的法治社会理想,从制度层面对如何有效监督君主权力的进行探索：在对待严刑峻法、肉刑等问题上,王夫之的态度与正统的儒家别然有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现的是一种轻刑化的刑法思想：提出了“严以治吏”和“刑尤详于贵”思想主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论王夫之的生死哲学

王夫之的生死哲学是其气本论思想的延伸。他认为,人的生死是气的形式的转换。死后的世界并非空无,而是肉体之气与心灵之神各归其类,死而不亡。就生命来说,气有屈伸,生的同时有死,死的同时又有生。气的聚散有循环往复,人的生死亦可以互换。就宇宙而言,是总量平衡、无所谓生死的;就个体生命而言,乃是有生有死与无生无死的辩证统一。宇宙通过气化,赋予人以道德自觉性。人能实践道德,便是实现天之所命,从而天人一体,超越生死,达到既勇于进取而又对生死、得丧、顺逆旷然无累的人生境界。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明代重国重民轻君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恶性膨胀。与此同时,以重国重民轻君为标帜的政治理论也在逐步形成、发展,成为一股为国为民和反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重要思潮,并对中国近代政治进程产生过积极影响。于谦、湛若水、黄宗羲成为不断推进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     

论汉晋《春秋》学之“重民”“德治”思想的影响

包括《春秋》及其三传在内的儒家经典所蕴涵的"重民""德治"思想,在汉晋经学家的阐发下,进一步对中古产生了深远影响。前一经学思想,化生了中古史家的"利民"、"惠民"等措施;另一方面,后一经学思想中的灾异说经,又在中古史籍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试析王夫之“禽兽”论思想的渊源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禽”、“兽”、“禽兽”首先被用来指普通动物,但是在论及人性、人道、伦常等时．先儒喜欢用“禽兽”等来比喻那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人或群体。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自孔子、孟子到朱熹的“禽兽”观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思想里,认为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和自己不认可的人或事物、行为都被其称作“禽兽”。     

王夫之宋诗观析论

王夫之承明人"宋无诗"的主流话语背景,对宋诗评价偏低。他认为宋诗存在四方面的不足:议论入诗,以理入诗;欺心炫巧,以意为主;发泄无余,枝繁理乱;讲求出处,喜欢用事。王氏对宋诗流弊的认识较为深刻,但他对宋诗优长的认识尚流于肤浅。王氏跟外界联系少,著作刊刻迟,其诗论在晚清才发生影响。     

王夫之论安史之乱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唐代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居重驭轻"、"不专委边将之任"的改变是安禄山起兵的重要原因,玄宗、肃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肃宗的平叛计策,又进一步影响了叛乱的平定,在回纥的威胁下,唐代宗最后与安史降将妥协而结束了安史之乱。     

论王夫之君子人格思想的四层面向

王夫之继承了前人的君子人格思想,以"正学与开新"的学术风格凸显君子人格的深刻内涵。王夫之对君子人格的规定体现了德、圣、行、美四层面向,以德性人格、圣人人格、道德实践和内外合一比照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思想的四层面向是:德性人格是基层面向,圣人人格是理想面向,道德实践是日用面向,内外合一是审美面向,四个面向的思想体现了内圣外王的学术路线。     

论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意象思想的阐释

叶朗将古代美学资源的现代转化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相结合,发展出独特的意象美学理论体系。其中,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意象思想的阐释具有独特性,集中体现了他的阐释方法。叶朗将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放在古代诗学的发展脉络中看待,认为“意象”是王夫之诗学思想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对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进行体系化。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思想的这种阐释,是一种重构式阐释。重构式阐释在较大限度上打通了当代美学语境与古代美学思想之间的隔阂,使得古代美学资源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理论活力,是古代美学思想实现现代转化和当代美学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王船山的道统观

王船山的“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的学术追求集中体现在其“气学”道统观中。王船山以传承“道统”而自任,正是为了等待“治统”的重新接续。     

王夫之仁学思想探析

王夫之的仁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仁与礼方面,他主张"仁礼互藏"、仁礼互为体用的思想框架,强调礼为人之所独有;在仁与义方面从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两个不同维度分疏仁义之同与仁义之别,凸显人之"思"对仁义之本体的认识作用;在仁与孝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并阐明了仁人之孝敬生身父母的意义;在仁与政道、治道方面强烈谴责打着"使人履仁而戴义"旗号却大行违德背道之事的"申韩之儒",并提出"君天下者,仁天下者"的光辉命题。这四个方面是王夫之"以人道率天道"的新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体现了王夫之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并暗含的近代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