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藏族巫舞与面具之关系研究

针对白马藏族的巫舞与面具,将其分为"巫术祭祀舞蹈"与"巫术习俗舞蹈"两类分析研究。认为白马人巫舞表演时池哥、池母等面具使用最为普遍,是白马人巫舞表演时最为核心的面具,是白马人以之为核心构架出的一个族群认同体系。     

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

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祗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辨析白马藏人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

四川西北部的汉、藏、羌交界处生活着两万多白马人,学术界对于这样一个族群的民族界定存在分歧,形成了"氐人说"、"羌人说"和"藏族分支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藏汉历史资料及实地调查,运用民族学的相关理论,从整体论角度对白马入的族属及文化特征作了较系统的解析.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认为白马入是"藏族分支",故称其为"白马藏人".     

濒危语言的抢救与挖掘——《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语言卷》评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白马文化"汉化"和"藏化"现象日趋严重,语言的蜕化和湮灭逐年加快,面对濒危的白马语,及时全面的抢救成为当务之急,魏琳、莫超主编的《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语言卷》的出版发行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现代陇南白马语的珍贵性和独特性。该书资料翔实,内容充实,是一部抢救和保护白马语不可多得的著作,对人们认识、挖掘、整理、研究和抢救白马人的语言,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二郎爷赶山》的传说说到白马人的来源与其民俗文化的价值——《首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研讨会论文集》序

陇南至四川有多处叫"二郎坝"、"二郎山"和叫"鸡石坝"、"石鸡坝"的地名,也广泛流传着"二郎神斩蟒"的传说,反映了氐人由仇池山、骆谷一带向南迁徙的踪迹.四川平武县的白马老爷山是仇池山的象征,平武白马人中关于白马老爷山的传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氐人由陇南经文县到平武的经历.文县铁楼石鸡坎等处白马人是氐人南迁中最早留下来的一支,保留着氐人较原始的民俗和生活习惯.     

神秘部族白马人

从甘肃文县出发到白水江西南的白马峪,六十华里的河谷一带,高山峻岭,层峦叠嶂,隐约的雾气之中 隐匿着一个神秘的部族白马人。再向南延伸,到四川平武的白马、木座、木皮、黄羊以及南坪县的下塘地区,七千多平方公里的高山大川之中,这支部族的踪迹隐约可见。一万多人口的白马人,一万多支闪烁吉光的白鸡羽毛在密林中出没。川甘交界处的这一块土地本来就因为有了九寨沟的奇丽风光而引人遐想,白马人的生活以及这一部族的浮萍身世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和庄严。     

堡子坪白马人麻昼仪式的文化阐释

麻昼仪式具有傩舞和苯教的某些文化元素,但不完全是学界一般认为的傩舞和苯教神舞的民间遗留,而是以仪式主体相信万物有灵和鬼神等超自然力量为基点,通过一系列媒介并加以符号化和象征化,在特定时空维度中,以众神之名驱逐侵害人们的鬼邪,旨在落实来年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等现实性诉求的一种程式化叙事。这种程式化叙事不仅是白马人精神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投射,也是村落语境中白马人对自身文化的追溯性表述。显然,这种追溯性表述与族群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休戚相关。     

白马藏族巫舞与面具之关系研究

针对自马藏族的巫舞与面具,将其分为“巫术祭祀舞蹈”与“巫术习俗舞蹈”两类分析研究.认为白马人巫舞表演时池哥、池母等面具使用最为普遍,是白马人巫舞表演时最为核心的面具,是白马人以之为核心构架出的一个族群认同体系.     

变迁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村落仪式民俗——以布依族“报笨”为例

社会转型与变迁成为村落生存的外部环境诊断意味着村落后乡土特征的呈现,这促使村落以内部结构调整与文化变迁来消解来自外部环境之不一致带来的不适。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特殊性将村落与民俗二者绑定为一体,仪式民俗的展演是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实践结果。"报笨"作为布依族重要的仪式民俗,面对其社会空间变迁所呈现的式微值得关注。面对布依族村落后乡土时代背景下"报笨"民俗传承的困境,"报笨"民俗在村落变迁中呈现消逝和融合之外,亦可探讨其他可能性出路。     

白马藏区神职人员的渊源及现状调查研究

白马藏区的宗教是一种非寺院化的民间宗教。这种宗教形态虽无寺无僧,但却有专职的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是传承当地民间宗教的直接承载人。本文以白马藏族的神职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较系统地梳理和解析了这些神职人员的称谓、传承、分布区域、现状和特点。提出了当地神职人员"白布"属目前苯教神职人员中遗存的较古传承人的观点。     

浅释民和土族村庙中的"装脏"仪式

文章对民和土族村庙中的"装脏"仪式进行了介绍和粗浅的解释,以求引起更多人对此类鲜为人知的民俗现象进行关注和研究.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但是,这类逐渐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些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户籍、国籍,从而产生了国家、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三重危机。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成员,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走进这些越南妇女的内心世界,可以感受到她们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无可奈何。加强对这种跨国婚姻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村庄认同意识的升华--对鄂东永丰村舞龙灯习俗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本文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鄂东永丰村舞龙灯习俗,并依据布迪厄关于实践研究的核心概念--惯习、结构和场域等展开论述.文章指出,舞龙灯习俗从惯习看,是村庄历史图腾的再现;从结构看,是村庄精英集团的盛会;从场域看,是村庄势力范围的界定.这三者共同作用,促成村庄认同意识的升华.     

"舍把"辨证

本文针对《中国历史大辞典》“舍把”词条释文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舍把作为土司管区土舍及土目中的亲信 ,其活动地域并不超出湖广土区 ,直接管理比峒与村寨范围大得多的旗 ,管理职能上没有湖南、湖北不同的区分 ,担当土差亦无外乎冬围行猎、充当衙役、外出结盟、下乡视察、料理民间词讼、征解秋粮银、列阵出战、节制外来客民等等 ,由此在围占肥田美地、拥有私人豪宅与马匹、享用防苗工食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其频频参与土司管区重大活动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架空了土司事权 ,加剧了土司与土民和汉区官府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转型中的康区藏族村寨--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考察报告

本文作者考察了四川藏区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发现历史上这一康区藏族村寨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单元 ,单元内生态资源互补、劳力合作、经济互助、婚姻内部流动 ,并曾在外力的影响下不断地进行过变革与调适。现今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系列工程的实施又将打破这个传统经济单元或文化圈子 ,把小圈子纳入到更大的圈子里 ,莫洛人在困惑与希望中不断地调适自己 ,寻找出路     

仪式、权力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

海村是中越边境线附近的一个京族村落,当地人世代以捕鱼为生。哈节是海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而哈节仪式则是当地人建构其族群认同的主要方式和途径。1949年以来,随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渗透,海村哈节仪式的程序、内容和当地人之于哈节的期待,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城中村"民俗文化嬗变与和谐社会调适

"城中村"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结果。随着生产环境的改变,"城中村"文化空间也开始蜕变。村落文化的失落,既是村民的自我逃离,也是城市文化中心主义对村落文化的消解;不仅会导致城市文化生态的失衡,同时也由于城市的同质化管理而引发原住民传统文化心态的失落。因此,必须把握"城中村"民俗文化的未来走向,探讨适应新的社区和谐的柔性、异质化管理的理念和模式。     

土族民间团体嘛呢会调查

嘛呢会普遍存在于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土族村落,是农村中老年居民自愿组成的民间团体.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嘛呢会的历史、构成、组织活动以及与村落管理系统的关系做了一些探讨.文章认为,嘛呢会是地缘、血缘和神缘关系三者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土族在宗教信仰体系上的多元特征.嘛呢会对于传承土族文化、整合土族社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是土族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和情感交流的重要途径.     

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

从哈尼族山寨箐口村的梯田、蘑菇房、图腾柱以及磨秋等许多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过程中可以发现,获得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可,并最终成为该体系的结构性要素,是民族文化转换为文化产品的重要条件。新的文化符号的建构是不同的文化进行交往以及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资源博弈的结果。在建构文化符号的过程中,消解不同文化图式间的紧张关系,关键在于当地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并且真正成为文化符号建构规则的制定者。     

西部大开发与村民自治制度完善问题论略

村民自治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分析了西部大开发中村民自治制度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