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几个问题

所谓持有、使用假币罪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货币,意图流通而非法持有或者使用,数额较大的行为。持有、使用假币行为只有在不能查明所持有假币的真实来源与用途时,才能独立成罪。在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下,非法持有假币行为只是其他有关犯罪的伴随行为,非法使用假币行为只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或目的,均不再单独成罪,对行为人只按其他有关犯罪定罪处罚。     

论伪造货币罪的法益

伪造货币罪侵犯的法益应当是货币的公共信用,因为从本质上看,货币具有公共信用的价值,体现了刑法中的社会法益,伪造货币能够动摇社会公众对货币的信赖程度,而目前作为通说的国家货币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保护货币公共信用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能作为法益。伪造货币罪的行为客体是指能够体现公共信用的具有强制通用力的货币。     

妨害国家货币罪应增设死刑

本文从货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出发，结合实际谈到妨害国家货币罪在新形势下的主要特点，并与国外刑事立法及国内有关其他经济犯罪立法相比较指出，增设妨害国家货币罪死刑，是完善刑法、打击犯罪以及实现法制平衡的需要。     

挪用公款罪客观认定评述

挪用公款后的具体用途体现了"公款私用"的程度,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素.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应当从货币的职能出发,凡是对货币五种职能进行利用的行为,都是使用货币."挪而不用"分为纯粹的"挪而不用"和不纯粹的"挪而不用",前者是指挪用时没有特定使用目的的挪用,其实质是贪污,后者指以特定目的进行的挪用,但尚未将公款用于该特定用途的行为,该情况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     

论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

全面审视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的犯罪构成和刑法适用等,并时境内外的相关立法情况进行宏观上的比较,发现我国在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尚有不完善之处,有待修改.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我国文物外流,应对本罪的犯罪对象作精确界定,对本罪中买受人和受赠人的范围应作适当扩展,并更加重视财产刑的运用.     

竞合形态下“掩隐罪”与“帮信罪”适用辨析

考察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可发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传统犯罪之间界分、处断的司法适用现状较为混乱，这一现象在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产生竞合时体现尤甚。应当明确两罪名之间为想象竞合关系，而非法条竞合关系。当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出租、出售银行卡，实施转移资金等行为，主观上对于上游的犯罪活动以及转移支付的资金性质呈明知态度时，同时触犯两罪名，此时应当以“择一重”为原则论处，即根据具体案情选择适用宣告刑较重的罪名。     

医疗事故罪的司法认定

概述了医疗事故罪的形成、特点及社会危害性。并从犯罪构成入手，分析了医疗事故罪的司法认定，以及实践中如何区分医疗事故罪与非罪的界限、医疗事故罪与相似罪的界限。     

法秩序统一视域下侵犯著作权罪的罪质及展开

侵犯著作权罪理解和适用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根源于对著作权刑事保护与前置法规范之间关系的不同解读。强调著作权保护刑民衔接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侵犯著作权罪构成要件概念必然要作出与前置法完全一致的解释。与其执拗于“著作权说”与“秩序说”之间的理论抉择，陷入法益侵害说下侵犯著作权罪质界定的“双重迷思”,倒不如转向科学界定“著作权保护不同法领域之间关系”这一更为深层次问题的探究上。在目的论层面的法秩序统一原理指导下，与著作权法通过直接赋权实现激励目的的路径不同，刑法则是通过确证著作权法规范效力，确保著作权制度发挥效能来实现激励目的。《刑法》对“复制发行”等核心概念可以作出与前置法规范不尽一致的解释，但应符合目的论法秩序统一原理的基本要求。     

认定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的几点思考

随着1997年我国新刑法典的出台,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从旧刑法"口袋罪"之一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它们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很多.通过具体案例对如何准确认定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如何正确区分它们与相邻罪名的界限,以及如何明确把握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的法律特征等问题作了阐述,同时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设立非法出版罪之思考

基于非出版人非法出版图书行为的三重危险性、现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风险社会理论下新增罪名的佐证以及实现刑罚目的需要，应当对该行为设立非法出版罪。此罪的犯罪客体是正常的图书出版秩序以及文化市场的管理秩序；客观方面为非出版人非法从事图书的印刷、复制、发行、出版等行为；主体为非出版人，即未经出版主管机关许可而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或自然人；主观方面为故意且具有营利目的。在该罪的适用过程中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合理区分其与侵犯著作权罪等相近罪名的构罪界限以及正确认定犯罪构成上的竞合问题。     

变造货币罪应纳入伪造货币罪范畴

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是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也不同,通过对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比较和分析,为了便于司法实践中打击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宜规定为同类犯罪,适用相同的量刑幅度。     

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贷款诈骗罪之适用关系论

2006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设立了骗取贷款罪，为我国进一步打击滥用贷款的行为提供了立法依据。这一罪名的增设改变了以往我国对于滥用贷款着重从贷款目的进行单一规制的局面．确立了贷款目的和贷款手段的双重规制的立法模式。这一改变必然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影响。要适应这一立法模式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和贷款诈骗罪三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关系。     

试论非法行医罪

非法行医罪是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新增加的一个罪名。目前因为种种原因。我国非法行医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屡禁不止,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及时有效的打击非法行医的犯罪活动成了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的认定等方面却存在着模糊认识。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在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上存在争论,莫衷一是;非法行医罪和医疗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以及诈骗罪之间存在区别。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之比较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一个罪名,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与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投毒罪相比较,两者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比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的构成要件,有利于正确认识两种犯罪的犯罪特点,准确适用刑法。     

试论内幕交易罪

新刑法对内幕交易罪的规定及处罚,标志我国刑法典的进一步完善,为证券法的创制奠定了基础,有利于防范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内幕交易罪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信息公开前买卖证券或泄露内幕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它的客体表现为我国的证券交易秩序和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主体为自然人和法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实施了证券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情节和时间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因素。     

对玩忽职守罪主体的探讨

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分析来探讨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说明其主体的广泛性和人们认识上的不一致性，提出需要由法律和法规对其进一步明确；同时，鉴于玩忽职守罪的复杂性，若要有效地阻遏这类犯罪行为，需要通过明晰的立法，从法律上对玩忽职守罪的行为主体进行堵截，以防止犯罪嫌疑人的脱漏。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出罪路径研究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是实践中发生频率最高的寻衅滋事罪类型,但该罪在适用过程中往往因缺乏明确的规范而广受争议。通过细化该罪所保护的法益,明确刑法条文中“随意”“情节恶劣”具有价值判断的词语,提高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纠正司法实践中对寻衅滋事罪的曲解,否定该罪的补充性,减少实践中的客观归罪现象,对符合出罪要求的行为做出罪处理,降低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医疗事故罪刑罚配置探析

医疗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新罪，立法在罪责刑总体平衡的基础上为其配置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法定刑。但经过十余年的实践，逐渐暴露出了其罪责刑不协调的弊端。本文从刑罚配置的原理出发，剖析现行医疗事故罪刑罚设置的缺陷，提出改进和完善的路径。     

罪的缘起

罪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禁忌,进而衍生出罪的概念和规范,现代犯罪只不过是原始犯罪的延伸,是文化变迁的结果,文明社会犯罪无异于古老社会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