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多阶模型方法研究了2007年广东省11市7县的1600户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数据.结果表明,不同城市之间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为了解释这些差异,文章纳入地区平均收入水平(GMI)和住房价格(HP)两个场景变量.实证研究表明,这两个场景变量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跨地区变异的解释程度可达95%以上.     

多阶模型在地区消费差异研究中的应用

 当组间差异显著时，应该运用多阶模型纳入更高阶的场景变量进行分析。对2007年广东省11市7县、区的1600个家庭的消费数据研究表明，不同城市之间居民的消费水平、边际消费倾向都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引入微观层面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DI）和是否拥有住房（HOUSE）虚拟变量来解释微观层面的家庭消费差异；引入宏观层面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GPDI）和是否为发达地区（D）虚拟变量作为场景变量解释家庭消费跨地区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微观层面变量对家庭消费差异（组内差异）的解释程度达48％以上，两个场景变量对城镇居民消费跨地区差异（组间差异）的解释程度达99％以上。     

城镇家庭收入差异演变及其原因解析——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技术,结合核密度估计方法,定量考察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等因素对城镇家庭收入差异及其演变的贡献。研究表明：不同收入群体并没有均等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城镇家庭收入差异是＂回报效应＂和＂变量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两种效应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就业性质的差异助长了城镇家庭收入差距;不同收入群体间自身素质的差异是影响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工作年限、工作经验、年龄、性别及家庭规模等因素影响力不容忽视。     

陕西省人口健康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07个县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0—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和陕西省区域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的人口健康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县级人口健康状况在空间上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陕南地区为高死亡率集聚区,且由东部向西部偏移,低死亡率集聚由中部向北部偏移;人口健康状况存在"中心-外围"特征;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教育因素影响显著,陕北和关中借助优势资源发展,提高收入和城镇化水平,改善健康状况,但陕南地区尚未形成特色发展模式,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有限。建议加强县级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力健康资本提升。     

城镇居民的节能意识和节能状况

为了解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目前的节能意识和节能状况,2007年7～9月,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天津、沈阳、宁波等14个市(县)进行了节能意识和节能状况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家庭普遍具备节能意识,基本养成节能生活习惯.节能意识和行为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节能意识并不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加强,但节能行为受家庭收入水平影响显著.家庭人口规模等家庭环境变量对节能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     

多图模型及其在宏观经济指标相关分析中的应用

多图模型表示来自于不同类的同一组随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结点表示随机变量,边表示变量之间的直接联系,各类的图模型反映了各自相关结构特征和类间共同的信息。用多图模型联合估计方法,将来自不同个体的数据按其特征分类,假设每类中各变量间的相依结构服从同一个高斯图模型,应用组Lasso方法和图Lasso方法联合估计每类的图模型结构。数值模拟验证了多图模型联合估计方法的有效性。用多图模型和联合估计方法对中国15个省份13个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相依结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的宏观经济变量间存在共同的相关联系,反映了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每一类的相关结构反映了各类省份经济发展独有的特征。     

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

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 以九省区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子女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了影响子女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子女的相关属性变量后,子女收入受父亲收入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小,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农村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中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上的差异.最后,建议政府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加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多元线性模型中定类变量的处理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一般要求其分析变量有较高的定量层次 ,而社会科学的大量调查数据却往往属于定类变量。这样在实际分析过程中 ,研究者或者弃用这部分变量造成数据的浪费 ,或者将其简单应用而有可能导致错误结论。本文结合西方社会统计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借助SPSS统计软件 ,通过虚拟编码、效应编码、对比编码三种方式对定类变量数据进行变换 ,使其在多元线性模型中得到较好的解释结果。     

迭代方法在多目标总体抽样调查中的应用

一、问题的提出在抽样调查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多目标抽样问题 ,包括多目标变量问题和多目标总体问题。多目标变量问题 ,是指用一套样本估计多个目标变量的总量、均值、比率和比例等估计量时 ,由于各个变量的总体分布不一致 ,导致不同变量的估计量精度 (一般用相对误差表示 )不同 ,而且可能相差很大。在实践中 ,多目标变量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 ,因为任何一项调查都不可能仅仅调查一个指标 (即变量 )。解决多目标变量问题的关键是在抽样设计中选择合适的辅助变量。一般来说 ,在抽样设计中作为分层辅助信息的变量的估计量精度会比其他变量的估计量…     

家庭收入测量方法的比较与借鉴

收入是社会科学领域探讨社会现象间关系的重要变量,如何更准确地测量收入一直是研究者普遍重视、力求不断改进的问题。文章通过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全国性家户追踪调查项目(PSID、BHPS和SOEP)自调查开展以来的调查问卷为文本,从数据搜集方式、问题分类、措辞三个层次对该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如何通过改进调查方法来减少家庭收入调查过程中的非抽样误差,提高应答率和获得较高的数据质量。     

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省际比较研究

以江苏省和河南省6个地区的12个县(市、区)的464个分散农户为案例,基于SEM模型对两个省份影响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江苏农户对农药残留的认知水平显著高于河南农户。此外,除家庭特征对江苏省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影响难以测度、农户的粮食安全认识对河南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影响不显著外,农户的个人特征以及政府的外部培训均不同程度地影响江苏省、河南省分散农户的农药残留认知。     

一类基于模型的聚类方法

在聚类问题中,若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传统的应对方法主要是考虑采用马氏距离、主成分聚类等方法,但其可操作性或可解释性较差,因此提出一类基于模型的聚类方法,先对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构建模(作为辅助信息)再做聚类分析。这种方法的优点主要在于:适用范围更宽泛,不仅能处理(线性)相关问题,而且还可以处理变量间存在的其他复杂结构生成的数据聚类问题;各个变量的重要性也可以通过模型的回归系数来体现;比马氏距离更稳健、更具操作性,比主成分聚类更容易得到解释,算法上也更为简洁有效。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协动性关系研究——基于GARCH-M模型的风险度量方法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不仅存在风险,而且风险会随着居民持有不同金融资产的比重、家庭外部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变动。通过构建GARCH-M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CPI、利率),并计算在险价值VaR,分析宏观经济指标波动与家庭金融风险的协动性关系。研究认为,家庭金融收益主要受利率影响,家庭金融风险主要受GDP和CPI影响,而且家庭金融风险具有集聚性,并会影响利率的变化。     

中国猪肉产业链价格传导机制分析——基于省份数据的比较

利用2000年1月至2011年5月猪肉、毛猪、猪饲料、玉米等月度价格数据,考察主要省份及全国猪肉产业链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并对各省份价格波动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猪肉、毛猪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猪饲料、玉米价格的波动幅度相对来说较为稳定;主产省猪肉价格相对于玉米价格的波动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游产品价格波动成为下游产品价格波动的格兰杰成因,下游产品价格波动未必是上游产品价格波动的格兰杰成因;几乎所有区域猪肉产业链各变量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以中国大陆28个省、直辖市200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内容和收入来源项目面板数据为对象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该动态面板模型的GMM(广义矩方法)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衣着消费支出和杂项商品及服务项目上存在显著的消费习惯,在食品、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和居住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消费习惯;GMM估计结果同时反映了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城镇居民各部分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该结果表明不同收入来源对居民各部分消费行为影响不同。     

公平分配与居民福利——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不同,恩格尔系数也不同,因此收入分配对社会总体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基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证明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并且当消费函数为线性或近似线性时,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恩格尔系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居民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且消费函数为(近似)线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居民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升高对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贡献率为22%),从而出现"分配越不平等,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越高"的矛盾现象。因此在使用总体指标评价居民生活水平时,收入分配指标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必须兼顾才能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in ordinal probit models with mismeasured predictors

Researchers in the medical,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routinely encounter ordinal variables such as self‐reports of health or happiness. When modelling ordinal outcome variables, it is common to have covariates, for example, attitudes, family income, retrospective variables, measured with error. As is well known, ignoring even random error in covariates can bias coefficients and hence prejudice the estimates of effects. We propose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to the estimation of a probit model with an ordinal response and mismeasured predictor variables. We obtain likelihood‐based an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ors that are consistent and asymptotically normally distributed under general conditions. These estimators are easy to compute, perform well and are robust against the normality assumption for the measurement errors in our simulation studie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pplied to both simulated and real dat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47: 653–667; 2019 © 2019 Statistical Society of Canada     

Bayes Estimates of Markov Trends in Possibly Cointegrated Series

Stylized facts show that average growth rates of U.S. per capita consumption and income differ in recession and expansion periods. Because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such series does not have to be a constant mean process, standard cointegr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variables to examine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may not be valid. To model the changing growth rates in both series, we introduce a multivariate Markov trend model that accounts for different growth rates in consumption and income during expansions and recessions and across variables within both regimes. The deviations from the multivariate Markov trend are modeled by a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model. Bayes estimates of this model are obtained using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e existence of a cointegration relation between U.S.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after correction for a multivariate Markov trend. This result is also obtained when per capita investment is added to the VAR.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