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笔写情——纳兰性德和他的清初第三派

面对明词流弊,晚明清初词坛许多词人和流派对此作出了很多反思、批判和探索,其中有云间派的复古崇雅,浙西派的以雅革俗,阳羡派的以豪放代柔糜等,这些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是在这其中还有标举性灵,以真情铲消浮艳的一派人长期没有被足够重视,这部分人就是以纳兰性德为首的“真情派”。这一词派独抒性灵、张显个性,是清词中兴的灵魂力量,其影响遍及整个清代和民初的词学。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中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偏于从艺术体制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从字语用笔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三是偏于从声律表现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这三条线索相互比照、渗透与融通,将我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主体骨架与基本内涵呈现出来.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逍遥三辨”与“逍遥之旨”

庄子的逍遥思想是通过“小大之辨”、“有待无代之辨”、“有用无用之辨”三个环节来表述的。如果只注意《逍遥游》中的“鹏鴳寓言”一节，则使庄子的思想成了断尾巴蜻蜓。庄子的“逍遥游”境界，是庄子的理想追求，也是庄子的自我设定与塑造。庄子，即逍遥游的象征。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易代之际文人的历史困境——钱谦益和钱穆笔下的刘基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理的文人,刘基先后出仕元明两朝,其＂仕二主＂的经历被后世同处于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和钱穆两位文人先后提出加以讨论。钱谦益站在忠贰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表示同情,而钱穆则站在华夷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予以谴责,然二者却都明确指向了刘基的贰臣身份,从而颠覆了其开国功臣的形象。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是三位夷夏易代之际文人所共同面临的华夷之辨与忠贰之辨相互纠结的历史困境。     

岛礁之辨的分歧及其消解路径

岛礁之辨是国际海洋法中一个复杂的命题。近年来,学界围绕岩礁的定义、岩礁与岛屿的关系、维持人类居住与维持本身经济生活的具体意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实践中,各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对于岛礁的界定也未形成统一标准,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则倾向于通过考虑岛礁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以回避对岛礁之辨作出判断。"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首个对该问题进行明确界定的案例,但仲裁庭的裁决存在诸多问题,并非对岛礁之辨的权威解释。修改与完善《公约》的岛屿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争端当事国亦可通过探寻岛礁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来化解纠纷;对于大陆国家的洋中群岛的基线划定问题,则应进一步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践,促进规则向确定性发展。     

中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偏于辨分诗词体性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辨说诗词体性之通论的承衍。上述两条线索从不同的维面上展开了诗词体性之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词作体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辨识。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辨红学公案、探红楼艺境:曾扬华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曾扬华的《红楼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红学公案研究即钗黛之辨,二是人物论,三是艺术论。其代表性著作诸如《钗黛之辨》、《红楼梦新探》等,尤以《钗黛之辨》的学术意义最为醒目。《钗黛之辨》是对红学第一大公案这一论题进行的全面而系统的考察与辨析,为《红楼梦》人物论的进一步拓展,树立了又一种可取的典范。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     

论“人禽之辨”在孟子思想中的轴心地位

历来注家认为,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内容代表了孟子的核心思想。"人禽之辨"是串联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思想内容的轴心线索,并从"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心性"思想、"人禽之辨"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圣人观"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确证此具有思想价值上之意义合理性。     

词与曲的分与合——以明清之际词坛与《牡丹亭》的关系为例

王士稹在其<花草蒙拾>中,引<牡丹亭>语,以说明词曲之辨.但是,从词与曲的关系来看,词固然影响了曲,而当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对词产生影响.明清之际词坛不少人喜用联章词写士女之情,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明代传奇的影响.在语言上,词曲之间也有互动,<牡丹亭>中的相关语句,就在明清之际词人的笔下大量出现.王士稹本人在对<倚...     

析晚清理学之程朱陆王之辨

程朱陆王之辨是晚清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源于宋明时期的朱陆、朱王之辨,至晚清时期,理学家延续了这一学术思辨活动.其中以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以及罗泽南的<姚江学辨>为主体.从此三者入手,可窥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中程朱陆王之辨之概况.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

华夏中心意识使夏夷文野之分成为夏夷之辨的主流观念。夏夷文野之分又因民族矛盾和中外文化冲突而出现两种极端保守的表述形式———夏夷人禽之别和以地之中外划分夏夷的主张。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言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负面影响日益凸现。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