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新议

“义利之辨”新议孔庆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义利之辨涵义深广．但从法的价值论上看就是公平与效率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利之辨是法的价值的永恒的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重大课题。儒家思想在义利之辨...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殷代统治阶级原始功利主义思想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义利思想史,萌芽于奴隶社会,大成于封建社会,延续至近代社会。朱熹指出:“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固然是正确地揭示了义利学说在儒学中的地位,但我们并不就此可以反过来说,只有在儒学中,义利之辨才得以开始,受到重视。要探讨义利之辨的源头,得从更古老的时代开始。鲁僖公二十年,周大夫富辰对周襄王的一番谏说颇有价值。富辰说:“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国语·周语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其一,至迟在春秋中期,义利概念及探讨两者之关系的义利学说,亦已出现;其二,如从思想联系的角度看,春秋对的义利思想,已是结果而不是初因了:是“古之明王”义利思想的发挥发展而已。根据“同姓则同德”的原则,这里所谓的“古之明王”应是指西周统治者文武周公;然而,“周因子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从而,对于西周     

中国传统义利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思想体系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人非利不生”,二是“制礼义以分之”,三是“见利思义”,四是“计利富民”。中国传统义利文化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取向     

义利之辩与社会进步和稳定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一场义利之辩,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到宋明时代,乃至目前伦理界重新对义利之辩的反思。可见,如何认识“义”与“利”?是提倡“义”,还是“利”,或者是“义利并重”,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从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历史背景,中西方伦理之本质差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伦理道德在变化等分析中,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条件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须提倡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义”与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利”并重。     

从义利之辨到理欲之争——论宋明理学“去欲主义”的产生

先秦儒家并不主张“去欲主义”,宋明理学在主观上对利欲亦有所肯定,在客观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去欲主义”倾向,其内在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利欲本身是不是恶,义利是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义利之辨的对象是不是泛指的第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孔孟义利之辨与宋明理欲之争在学理规模上的不同之处,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去欲主义”,是因为在一系列理论环节上背离了孔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     

周秦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周文化的精神内核是道义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之中。秦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中。以周文化为先驱的儒学道义论在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但儒学独尊不等于独存,异质同构、儒法互补、义利兼顾才是历史事实;自觉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之对立,坚持“义利兼顾、综合创新”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义利观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论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历时长久,在为人熟知的重义轻利的儒家和重利轻义的法家之外,有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墨家的义利相合论;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和桓潭等人的义以利生论;宋代李觏、陈亮、叶适、王安石、清初颜元等人的义利并重论。梳理把握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构成,可以对其理论价值及其异同进一步加以确认。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还是“功贤于耕织”、“义者宜也”,究其实质 ,都关乎义利之辨。“利”应是指物质生产品 ,“义”是指对物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 ,二者本为统一的两个方面。     

盐铁会议的义利之辨

盐铁会议中文学贤良双方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秉持不同的义利观念，在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这次论辩中所强调出的义利之争，实际是个人的义利与国家的义利相冲突时怎样取舍的思考，是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义利之辨的新发展。     

朱熹论“义”“利”关系的视阈及现代意义

义利关系是治国的伦理基础,义利关系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故而中国从古代以来,一直就有义利之辨,朱熹在总结各家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天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从新的视阈剖析了义利关系,对当今具有重大意义。     

义利之辨: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及现代意义

“义利之辨”作为历代思想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义利之辨”不仅是一种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活动,而且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活动。揭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当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道德价值和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关于义利之辨

钱逊同志:尊文(指《先秦义利之争》,见本刊1986年第2期——编者注)拜读了。您拈出义利之辨作为理解古代思想的一条线索,可谓卓识。下面是我读后的一点体会,请您指正。孔门义利之辨对后世的历史影响,大体上是坏的不是好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理论上它犯了把概念绝对化的形而上学错误,在实践上则往往流入假道学之一途。个人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义利之辨"的人学底蕴--在个体认同层面的展开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观之辨,它具有深厚的人学底蕴;在人学意义上,"义利之辨"涉及的是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我"、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在个体认同意义上,"义利之辨"所内蕴的"自我伦理"和"他者伦理",形塑一种特定的自我观和社会观,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一种道德框架.     

清末立宪运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现代化,其发端既非西学东渐的19世纪后半叶,也非辛亥革命后制度大变迁的转折点,而是始自于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运动。这主要基于运动的几个突出特点:立宪运动立足于体制上的根本变革,它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次变法运动,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立宪运动的实质是以"法律救国"为宗旨,寄希望于挽救大清的同时挽救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主要模式;立宪运动跳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变迁和调整过程所贯穿的三个观念(华夷之辨、义利之辨、体用之辨);它不仅仅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更是转型中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广范围参与的民众社会运动,所以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