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言只字 妙绝古今——《水经注》山水文学价值探析

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夹杂大量清丽可喜之山水景致描写,实为卓绝一世的写景佳作,在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山水游记散文的奠基之作。本文从《水经注》之写景内容、写景艺术、《水经注》与山水游记散文三个方面探析《水经注》之山水文学价值。     

尽发山水之美的妙章绮语——论《水经注》写景的语言艺术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虽是以《水经》为本的一部注释书,但它确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艺术丰美的文学作品。从文学创作的意义说,《水经注》的价值,主要在于对大自然风景的描写。明人钟惺说:“郦道元偏具山水笔资,其法则记,其材其趣则诗也。”(《水经注钞》)明人朱之臣也说:“郦氏每于景色,只一二字点缀,最工,其笔其韵,未易     

魏晋玄学和山水文学

魏晋时期正处在山水诗田园诗正式问世的前夕。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了解中国山水文学的成型过程及其特性,将是有益的。一中国作为一个宗法性的农业社会,人们和大自然似乎早就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自然景物却直到魏晋以后产生的山水文学里,才从配角跃为主角,成为艺术表现的独立对象。山水自然要成为文学的独立题材,其前提是它先要在生活中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独立对象,而魏晋正是人们日益自觉地展开对自然美的观赏活动,登山临水蔚成风气的一个时期。当时的人们在     

郦道元全面发展的文化底蕴

郦道元以其１４００多年前撰就的《水经注》,而赢得了“世界地理学先导”①的国际声誉,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散文大家的地位,还于历史学、考古学、旅游学、民俗学、经济史、水利学诸多学科领域显示出价值。同时,郦道元又是古代中国的一名军政要员,有秉公执法、惩制...     

郦道元“酷吏”辨

古典地理学与文学名著《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南北朝时北魏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由于《水经注》不仅在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农学、水利学、军事学等许多学科方面,也都具有丰富的内容,所以关于《水经注》及其作者郦道元的研究,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自明清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已被人们称之为“郦学”而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逐渐突破了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局限,向着历史     

郦道元年谱拾遗补正

郦道元(公元469—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人(今河北省涿州市),北朝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为《水经》撰注四十卷,具有较高的地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另有《本志》十三篇、《七聘》及诸文行于世。今仅存《水经注》,其余皆已亡佚。本文结合新发现文献主要就郦道元的生卒年以及《水经注》的撰著时间等问题加以补充裁正。     

“龙城”新考

“龙城”新考王野苹罗布淖尔的“龙城”，最早见于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此后，学术界作过许多猜谜式的考索，但研究结果，与《水经注》所述消去甚远，很难令人认同。这里，就笔者近年探索所得，试作新考。“龙城”是否是城？如果是城，它又是什么样的城？地望何...     

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与自然的文学创作──刘勰自然观论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原道”篇是其庞大理论体系的起点，篇中刘肥提出了“自然之道”、天地自然之美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人文”则是圣人“原道心而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而形成。这一衍化生成过程，刘勰称为“道沿圣以重文，圣因文而明道”①。论述了人为的艺术美与原始的自然美的关系，推崇自然的文学创作。“物色”篇专论各种自然现象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它讲述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实际上是将中国的自然山水文学做了一次小小的概括、总结。刘勰提出自然山水对于触发人们艺术…     

袁宏道的山水美学观

袁宏道(1568—1610)崛起于晚明文坛,高擎反复古主义的旗帜,使当时文坛出现了新的生机。如果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核心的“公安派”是当时文坛新思潮的领袖,而袁宏道则是“三袁”中的灵魂。他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是“公安派”的理论纲领。他还身体力行为实践这个主张作出榜样,有力地推动了文坛的思想解放和创作的繁荣。他那清新婉丽的山水诗文,是他作品中的精品,为人称颂。散文大家张岱指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袁宏道可与郦道元、柳宗元相媲美,可     

新版《辞海》释文中的几处纰漏

《辞海》到现在已公开发行三版 ,新版比前两版 ,内容更加充实 ,释文更加细密、准确。比如 ,原“湘山”、“石鼓书院”条所释地理方位 ,于现实不符 ,新版予以了纠正。其他修改处甚多 ,不一一例举。不过 ,新版中还存在一些纰漏。下面试举几例 :一、“衡山”条引《太平环宇记》云 :“霍山 ,一名衡山 ,一名天柱山。”霍山亦名天柱山 ,历史上早有此说。三国魏张揖《广雅》云 :“天柱谓之霍。”晋郭璞注《尔雅》云 :霍山“即天柱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 :“霍山为南岳……天柱山也。”此说代代相传 ,直至今世。其实 ,霍山与天柱山并非一山。…     

《永州八记》探微

《永州八记》(以下简称《八记》)是柳宗元创作中备受后人称道的作品 ,是“柳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于《八记》赏析分析 ,一般认为是柳宗元贬居永州期间 ,在游历了湘江西岸的山水后写下的游记散文。文章以“漱涤万物 ,牢笼百态”的艺术之笔 ,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山水之美 ,寄托了贬居永州期间忧愁愤懑的情感。这些观点大多是从整体上对《八记》予以评价 ,而未对《八记》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此 ,笔者在闲暇之余重读了《八记》 ,并对其作了一些新的探讨 ,观点如下 :一、关于《始得西山宴游记》本文写于元和四年深…     

三峡与巴蜀文化

三峡名称最早见于西晋左思《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在汉代桑钦著的《水经》里，提到了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但未贯以三峡之名。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才把它统称为“三峡”，但其时代晚于左思。因此，三峡之名可能起于东汉至魏晋之时。当人们     

试论山水文学的兴起及其原因

简要的结论所谓山水文学,是指山水景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被纳入文学表现的领域,成为文学形象的主体,也就是以描绘自然山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品种。根据这样的认识来考察我国山水文学的情况,对它出现和形成的时间,大体可以归纳如下——它滥觞于东汉,兴起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     

南北朝山水散文的文化异质——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书札为例

在对以《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描写和以南朝梁吴均"三书"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札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北朝与南朝山水散文在观察点的选择和材料的组织方式上,在山水描写的表现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不同。这些差异或不同的产生,与二者对前代文学继承的不同侧重有很大关系。     

为“郦学”研究开新路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其记述的详赡、征引的广博、文笔的优美,向为世人赞叹,更为治历史地理者所称道。但郦氏所撰,毕竟为-千四五百年前的著作,其间人世的沧桑、地理更易殊所难免。故今人读《水经注》亦如郦氏时代读《水经》,如无注释,要读通它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才有专门研究《水经注》的“郦学”出现。这无疑对     

龟兹都城研究

众所周知,《释氏西域记》中有关龟兹的材料,系僧纯378年左右在龟兹所收集的,因此,《释氏西域记》所谓“国北四十里有雀离大清净”的“国”,应是吕光伐龟兹(公元384年)之前的龟兹都城;而《水经注》所指的都城应是北魏时代的王都。据《水经注》所记水系,雀离大清净应在西源水(今渭干河)上,北魏时的都城应在东川水(今库车河)上,雀离大寺与北魏龟兹都城分别在两条河上。而《水经注》所载“龟兹城,故延城矣”一语,正如黄文弼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说明北魏时的龟兹都城——龟     

赤壁考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战役。但赤壁在何处、赤壁与乌林相距多远,自南北朝起,就其说不一,许多史地学家经论证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的江南岸,但持异议的仍不少见,如近年有些出版物中,即注为“在今湖北嘉鱼县东南。”甚至还有人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和盛宏之的《荆州记》,     

论三峡散文流派

三峡散文随着举世瞩目三峡工程的兴建而迅速崛起，成为一座恢宏的大坝奇观。它带着三峡百万大移民的‘“征尘”和三峡工地的隆隆机声，脐身于中国散文流派之列。三峡散文流派的兴盛和加盟，与岭南散文、福建散文、京派散文、湘西散文、承德山庄散文及海派（上海）、江派（江苏）散文竞放光采，使新时期散文在一个丰沃肥美的季节里更加繁荣，鲜亮夺目。蜀道三千，峡路一线，历代文人一叶扁舟，一双草展，放情三峡，得山水至乐。从屈原的润颂）、宋玉（高唐赋》、部道元（江水·三峡）《水经注》）发动至今，抒写三峡散文的名篇便浩浩瀚瀚，流…     

表现与再现:苏轼与柳宗元游记的比较

苏轼与柳宗元同为唐宋时代的散文大师,他们皆创作了较多的山水游记。仅就游记而言,苏轼的《石钟山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诸作,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同是传颂不衰的佳作。但是,如果我们把游记文作为一种文体,进行一番历时性的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代游记是承接柳宗元《永州八记》再现自然山水的真实面貌的路子发展下来的。苏轼的游记尽管也有一些广为流传的佳篇,但作为一种文     

齐都古营丘试探

<正> 我们在编昌乐县志中遇到一个问题,即营丘在哪里?是临淄,还是昌乐?自东汉以来,两说争论不休。《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条注引:“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这是两说的开始。以后,郦道元《水经注》主临淄说,并加论证;而《太平寰宇记》、赵一清《释水经注》、阎愉《营丘辨》等则主营陵(今昌乐县马宋乡古营丘遗址)说。直到当代,史学家仍沿此两说。如郭沫若主临淄说,而范文澜主昌乐说。最近,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不仅不能使争论渐趋统一,反而说法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