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发现文天祥佚诗”的纠正

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1986年11月13日第364期第7版上看到《新发现的一首文天祥佚诗》一文。该文系从《福建论坛》第5期转摘的。作者林如求同志向读者明确指出:“查北京市中国书店据1936年世界书局影印的《文天祥全集》(1985年3月第1版),不见收录此诗,可见其为文天祥佚诗。”不知林如求同志是否仔细认真地通检了《文天祥全集》,就如此言之凿凿地下结论说:“不见收录此诗”,从而武断地判定为“文天祥佚诗”? 其实,只要稍微严肃认真一点,在林如求同志所指的这本《文天祥全集》中是不难找到此诗的。请翻至该书影印本的第382页,诗题作《赠许柏溪惟》,即林如求同志所谓的“佚诗”。此诗连同另一首题为《早起》的五言诗均作为“拾遗”附在《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指南后录》卷之三的末尾。载于《许氏家谱》的所谓佚诗与全集中的《赠许柏溪惟》诗的基本内容相同。均为五言十二句。     

“催”字的用法及其他——释《凉州词》中的“欲饮琵琶马上催”

<正> 前些年,在《文学遗产》上先后读到对于王翰《凉州词》中“欲饮琵琶马上催”一语和整个这首诗的不同解释。富寿荪同志认为,“‘催’字是作‘侑’义”,“此诗是写将士的豪情:葡萄美酒,夜光玉怀,而又有琵琶侑觞,于是兴高彩烈,尽情纵饮”(《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廖仲安同志则赞同把马上弹奏琵琶解为“催促征人出征”的说法,并说:“‘催’字在有的地方有‘侑’字之义,但在这里,恰恰不能作‘侑’字解释”(《文学遗     

董老吟昭君诗是一九六三年写的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274页刘先照、韦世明二同志合写的《昭君自有千秋在——从董必武同志的吟昭君诗谈到王昭君的艺术形象》一文时间搞错了,即董必武同志吟昭君诗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而不是本文中所说的一九五三年。因我亲到该地目睹昭君墓前石碑上镌刻的诗句,并有深刻     

《伐檀》思想立场略辨

赵纪彬同志在其近年新出版的《论语新探》中,引《诗经》中《伐檀》一诗来说明“暴富小人”(按即赵纪彬同志所指的“破坏井田所有制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派”,见《论语新探》第141页)的剥削形式。赵纪彬同志并认为:“此诗则为站在井田所有制立场来攻击新兴的封建制剥削。”《伐檀》一诗,自解放以来一直被绝大多数的文学史当作我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来重视和介绍;历年来的中学语文课本差不多都选录过这首诗。赵纪彬同志对这首诗的断语,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地位,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鉴于这首诗流传广、影响大,弄清楚它的思想立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是很有必要的。     

论宋诗的历史地位

凡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人,提起唐诗,那是众口一辞,誉为中国诗史上的高峰;一提到宋诗,却聚讼纷纭,毁誉不一。贬宋诗者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谓“终宋之世无诗”(陈子龙《陈忠裕集》)褒之者有的则把恰恰是宋诗的缺点也加以赞赏,奉为圭臬。建国以来,诸家评论兼顾内容形式两方面,肯定了宋诗的历史地位。但自从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之后,由于信中谈到“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一些文学论著涉及宋诗时,大多不是裹足不前,就是绕道而行,或者只谈宋诗不懂形象思维而不及其它。这就会使人产生宋诗除了“味同嚼蜡”之外再无长处的误解。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评论本是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方面着眼的,并没有对宋诗给以全面否定的意思。我们绝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对     

张船山与袁随园

最近读到洪钟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80年第六期上的《论张船山的诗》一文,受到不少启发。在当前的学术刊物中,这样全面而深入地介绍和评论船山诗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我只想就洪钟同志所提到的张船山与袁随园的关系提一点小小的异议。洪钟同志在文章中说:“从诗歌流派上看,张船山是属于性灵派的诗人,”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说,“他对袁枚很崇拜”,又说他主张“师法袁枚”,这却值得商榷。首克,船山是不承认这点的。《船山诗草》中有一首诗,是有人说他诗学随园,他公开加以否认:“……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他在《寄贺简斋先生八十寿》诗中,虽然不免有些歌颂之词,但如“山林奇富贵,花月艳神仙”之句,固是恰如其分,也还有点讽刺之意,足见他不是真正崇拜随园的。从诗的风格上说,随园是学杨诚斋的(这点     

“郑声淫”辨

自从孔老夫子说了“放郑声”、“郑声淫” 以后,《诗经》中的《郑风》就遭了厄运。几千年中,人们把它目为“淫诗”而对它侧目而视。 《礼记·乐记》便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 到了《毛诗序》,更在“乱世”、“淫”字上做了不少文章。不过,《毛诗序》虽然指斥郑国淫风盛行,但它并没有把《诗经》中的《郑风》指为“淫诗”而加以否定,而是把它们作为“刺淫”作品加以肯定的。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正式出版

有“民国四公子之一”之称、我国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遗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洪宪纪事诗三种》之一,正式出版。张先生这一遗著的问世与本刊有关。《社会科学战线》创刊之初,即将《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列入了选题。但本刊毕竟是杂志,不可能全文发表,只选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情况为当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吴德铎同志所注     

《雪竹》诗非方志敏所作

编辑同志: 贵刊七九年第二期,刊登了黄惠聪同志的文章《方志敏烈士的一首诗》,文中介绍了方志敏一首佚失的旧体诗《雪竹》(作者自注此诗转抄于一九五九年十三期《雨花》乔明信《雪压竹头低》一文)     

“大顺农民革命政权”质疑——与顾诚同志商榷

<正>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所建政权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项公案。顾诚同志在《论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文)一文中说:“有的同志却根本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认为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     

读者·作者·编者

编辑同志: 读李文初同志《释王勃诗中的“儿女”》(贵刊1981年第1期),感到把“儿女”一词只解释成年轻的女子,似不太妥当。唐诗里使用“儿女”一词很多,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例如,杜甫《赠卫八处士》,有“昔别君未婚,儿女已成行”之句。很难想象,卫八处士的孩子全是“年轻女子”。到了近代,儿女的用法固然有专指女性的(如毛主席诗《为女民兵题照》),但也有兼指男女的。例如,孔厥、袁静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的“儿     

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为东汉晚期作品,在我国古代诗歌百花园中是一朵奇葩。古人对它有着崇高的评价。有的称之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有的称之为“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钟嵘:《诗品》）,有的称之为“辞精义炳,婉而成章”（释皎然:《诗式》）,有的称之为“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等等。可见,其艺术价值是很高的,其表现特色是很突出的。     

再谈《诗经·周南·葛覃》——答翟相君同志

我曾写有《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一文(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翟相君同志著文《〈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对拙文所谈《葛覃》一诗的时间、产生的地域,以及全诗的诗意提出质疑,现答复如下,以就正于读者和翟相君同志。拙文旨在说明《葛覃》一诗是女奴作的,对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未详细谈及。在时间问题上,只是从“大数”上讲,“两千年前”。翟相君同志认为是“东周前期周王室的诗”,其具体时间,“在公元前770年——前600年之间”。我认为从“大数”——“两千年前”讲,无论是“东周前期”的诗,或“西周末东周初”的诗,都无矛盾,并无错误。如果要谈产生的时间,我同意金启华先生的说法,“《周南》十一篇诗中,都无事实可考,     

也谈《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

《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目前学术界的意见颇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在明未,有的确指为崇祯年间,有的大致划定在崇祯到康熙年间,有的则确指为康熙年间。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钱玄同的信中曾说:“若就其板本而论之,则窃尝见其二种矣。……若夫明板,则吾闻其语矣,而未见其书也。”这里     

和唐弢同志商讨两个问题

一九七八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刊载了唐弢同志《谈“诗美”》这篇文章。本人对于美学是门外汉,的确没有发言的资格,不过在《谈“诗美”》这篇文章中,有两个问题,我不同意唐弢同志的意见,提出来和唐弢同志商讨。第一个问题:《谈“诗美”》说。记得过去读相传为沈约《四声谱》里所说的“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心里想:既辨四声,又主调节,大概真的是为赋诗作文而写的吧,但和歌唱的音韵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了吗?     

鲁迅《偶成》诗新释

题为《偶成》的一首七绝诗,是鲁迅先生于1932年3月31日书赠沈松泉的。原诗如下: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历来的注家对全诗的解释无大的分歧,仅在“春兰秋菊不同时”上各执一端。有的说指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的摧残,使得文坛萧条;有的说,春兰秋菊是指日本和中国的进步文化界都是满目疮痍,大不景气;还有的说,春兰指鲁迅留学时的日本,秋菊指写诗时的日本,今昔是大相径庭了,等等。全诗主旨,大抵如周振甫同志在修订本《鲁迅诗歌注》中所概括的那样:“表达了想‘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的感情”,这同屈原在《离骚》中流露的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是一样的。好些年以来,我读《偶成》并兼及几种注本,虽然不敢说各家说法没有道理,然而又总觉得这种种解释不够实在。真正是诗无达诂! 日前,偶然读到史乘同志考证杜荃即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发现了一则关于鲁迅自己谈到     

也谈《自题小像》的作年问题——与常明同志商榷

近来关于鲁迅诗《自题小像》的作年问题颇有争论,其实这也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有说这首诗作于一九○一年的;有说作于一九○一年二月——一九○二年二月的;有的说作于一九○三年的;也有的说作于一九○四年的。《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常明同志的《〈自题小像〉的写作年代问题》,认为当作于一九○二年秋。对此我们有些不同看法,愿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与常明同志讨论,并就教于读者。     

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谈《决议》的一个提法

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而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对此应如何理解,这里谈谈个人的认识。《决议》首先强调“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是非常正确和适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毋容置疑的。但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些错误观点:有的同志看到我国生产力落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因而怀疑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性;有的同志只看过去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因而怀疑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的同志甚而把资本主义国家标榜的“经济计划化”同社会     

为什麼要为汉奸辯护?——读《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严薇青同志在《文史哲》1962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一文,文章说: “刘鹗是晚清維新运动影响下的一个改良主义者广……他有反动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但是当前在介紹和評价刘鹗的时候,有的人却不免有所偏頗,即只談他的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