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综合评价:基于文献挖掘的方法

资本管制作为一项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被广大国家,尤其是被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政府广泛应用。管制政策是否有效是政府和学术界热切关注的焦点。关于资本管制效果方面的学术研究,存在几个问题:(1)评价资本管制效果的基准不统一,进而评价指标选取各异;(2)评价指标选取不全面,多针对一、二个政策目标;(3)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资本管制效果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构建两个资本管制效果评价指标,据以对现有资本管制效果方面的文献的研究结论进行信息综合,既得到了资本管制单个政策目标实现方面的文献信息综合,亦获得了资本管制政策效果的综合全面评价。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在改变资本流入结构方面效果最好,而对资本流出的管制则在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最有效果。不论是对资本流入还是资本流出的管制,在减轻汇率压力方面基本无效果。最后,对我国的资本管制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资本管制、外汇储备和“资本流动突然停止”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首次探讨了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对此的影响以及联合效用。本文首先分析了外汇储备影响资本流动的传导渠道,其次构建三期借贷模型推导外汇储备、资本管制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22个新兴市场国家1994—2017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系统GMM方法和面板二值选择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后通过替换外汇储备代理变量以及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增持外汇储备有助于吸引短期资本流入,抑制资本流出,资本流入管制对资本流入影响不显著,加强资本流出管制能有效降低资本流出;资本管制有助于降低"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发生概率;资本管制越严格,为预防"资本流动突然停止"需要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两项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有其特殊性,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影响较小,外汇储备与资本管制政策之间仍存在互补关系。     

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和次序

资本账户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有许多金融工具和潜在的交易包含在其中。因此，根据国内金融结构和经济目标，资本账户开放的要求有许多可能性。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选择。有许多证据表明资本流出的管制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因此是无效的。消除在资本流入或流出上的管制，至少在最初会引起强烈的资本流入，这是国际投资者和有国外资本的本国居民对投资环境的反应。这样的资本流动能够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减轻对收入和消费的短暂性冲击，减少借贷成本，支持更快的经济增长。以外国…     

增进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研究——从宏观经济稳定视角出发

如果将国际资本流动喻为流水 ,灵活的资本管制就像是水上的一座浮动的大坝。资本管制的核心作用在于为通过自身的灵活调整保障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 ,同时通过平稳国际资本流动防止大规模资本外逃。衡量资本管制成功的标准不在于防止了多少资本外逃 ,因为防止资本外逃会花一定成本 ,过多的外来资本也会成为负担。本文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视角出发 ,通过分析资本管制在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防御资本外逃、维护国内金融市场有序发展和防御货币危机４个方面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 ,提出了宏观经济稳定意义上资本管制有效性的准则 ,…     

股票市场融资管制与公司最优资本结构

资本市场不完美对企业融资和资本结构带来的"供给方效应"日益受到公司金融学术界关注。转轨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严格证券发行管制与金融创新管制,给企业融资和资本结构带来了供给方约束。本文选取了1993~2007年期间A股市场发生过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股票再融资管制政策变更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股票再融资管制政策的变更,是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股票市场估值的"市场时机"并不是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显著因素。     

资本账户开放总体利大于弊

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能提高资本效率,并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资本账户开放也能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分散风险,而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资本管制实质是政府干预市场,是一种变相的金融保护主义,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管制的     

政府承诺缺失下的城市水务特许经营--成都、沈阳、上海等城市水务市场化案例研究

BOT和特许经营权是现代合同式管制的主要实现方式,但机制设计和政府管制体制重建是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前一个问题涉及如何确定资本回报率,后一个问题涉及政府的承诺的可信度。本文从我国公用事业BOT和特许经营的市场化案例入手,对目前我国公用事业管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资本回报率是给定目前政府承诺缺失条件下无奈的选择,因此建立正式的制度(法律、独立管制机构)是解决政府与被管制企业之间风险分担问题最根本的途径。     

金融改革与城市化:跨国证据

本文研究表明,不同金融领域的改革对城市化的影响存在差异。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加快银行业私有化和发展资本市场对城市化具有正向影响;加强银行业监管对城市化具有负向影响;降低信贷控制和法定准备金要求,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对城市化不具有显著影响。     

论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

中国加入WTO ,标志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尽管加入WTO并不直接对资本管制或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提出要求 ,但随着银行、保险等金融市场扩大开放 ,以及对外经济贸易联系的扩大 ,客观上要求放松管制 ,逐步推进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进程。本文在此背景下对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进行研究。本文对我国实现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利弊进行比较 ,然后指出我国实现可兑换所带来的利益将远远超过其不利方面 ,进而提出实现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条件、步骤和配套政策。     

中国资本管制的方法以及有效性分析

本文就最近社会上密切关注的关于流动性资本过剩的问题进行实证性的分析,列举了几种可能的管制和计算方法并具体讨论了这几种方法在国内外的实践效果。     

论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理

商业银行经营有高负债率、高风险性和监督管制的严格性等特点。根据商业银行负债经营的特点,其资本金是否充足就成为衡量其经营状况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志,也是银行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因此,资本充足率就成为了量化风险控制的重要指标。资本充足率对我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市场份额、国际信用评级和融资成本都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将对如何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尝试性的理论探索。     

国务院发出系统改革信号

在鼓励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过程中，政府需要解放思想，打破旧有的思维框架，需要放松管制，才能引导民营资本回归实业，而避免过去一年各地炒作贵金属或艺术品等“商品金融化”的现象     

利率管制放开会加速资本的离农化吗?

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中,资本和劳动力会不可避免的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工业及服务业。但是在各种短期的外部冲击下,很容易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快速离农化的倾向,从而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及社会稳定。为了探究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管制放开后是否会出现资本的快速离农化的现象,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信贷约束异质性的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对利率放开后中国的资本流动以及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稳态名义利率上升对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将产生显著的异质性冲击,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得工业产出下降1%;在现有耕地红线约束下,利率上升会压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但是农业部门产出下降幅度不大;但是,一旦土地红线管制失控,农业部门资本将大量流出,农业部门会加速萎缩。在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化的进程中,为保持产业结构的整体性平衡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继续坚持农业用地红线管制,并提高土地的有效抵押率,以遏制中国目前日益严重的资本离农化倾向。     

财经评论

海外投资流程冗长繁琐 近日，央企海外投资亏损成为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常常将中国对美投资较少归咎于美国国内的政治阻力，但归咎于过去的争议不得要领。中国还需要彻底改变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仍然面临的资本管制和冗长繁琐的流程。     

突变级数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证券市场中的资本更广泛地流动,并购浪潮不断地在资本市场上兴起,企业价值评估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引入突变级数法,对现行企业价值评估的主流方法——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修正,将两者进行有效逻辑结合,并相应构建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企业价值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选取家电行业的19家上市企业进行应用研究并进行有效验证。     

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渠道分析及应对对策

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必将成为我国的最终选择,届时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也必定会出现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增长。因此,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深刻掌握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渠道则是重中之重。     

浅议外贸法与买卖法的关系

外贸法是国家干预对外贸易之法，买卖法是市场交易之法，二者在调整对象、属性和功能上都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外贸法与买卖法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外贸法规定了涉外买卖中主体的资格和地位、限制了涉外买卖的客体，而买卖法又是外贸法发挥其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和协调

三元悖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只能三选二。以前,我国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了资本自由流动,但随着我国的入世,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步伐逐渐加快,并且资本管制的难度也在加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篇文章将从三元悖论入手,讨论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稳定的矛盾和协调。     

领导放权一定带来组织创造性提升吗——基于组织管制“结构—过程”的基层创新激励分析

传统管理观念认为，基层创新不足除了受限于员工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还在于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限。基于此，放权赋能成为组织治理改革的重点之一。然而，客观现实表明，激发基层创新热情并非简单地取消管制或充分赋权即可实现，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进行辅助。领导者若只关注是否放权以及放权的范围大小，忽略对管制结构和管制过程的同步优化，反而会加剧权力运行的无序、随意和混乱，容易为投机者所利用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组织管制对领导放权效果和基层创新热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管制结构影响基层调配力、管制过程影响基层兴趣度，且管制过程复杂度的提高还会放大管制失灵效应。从组织管制“结构—过程”视角来看，提升上级放权效果应做到：保持组织管制红线的稳定性，明确基层主体创新试错边界，杜绝责任推诿；注重组织管制过程的精简度，减少碎片化制度和模糊监管行为；优化组织管制结构的边界性，将组织管制集中在法规建设、权责约定和对标监管三个方面，减少中间层对基层执行者的频繁干预；加强管制主体的常态化法治教育，避免其在放权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苏南H村土地流转的深层原因

以苏南H村土地流转行为为例、在深刻剖析其流转行为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工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密切关系,两者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和相关性,在一定特定时机就会相互转化。早期工业发展积累依靠土地资本,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将工业资本投资土地,从而保证工业持续发展,但这又会导致土地投机行为。应加强土地用途管制,防止土地成为利益集团获利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