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变"逻辑关系中汉语新诗的价值审视

吕进先生给出的"新诗发展中的'变'与'常'"是个高水平的学术话题,它最后也许不能像命题者所理想的那样,解决如何将汉语诗歌的传统之常付诸现代性转换的变异这样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性问题,但将新诗发展现象中的某种价值思考甚至这些现象的合法性问题纳入这种"常"与"变"的逻辑关系中进行审视,倒也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与时俱进"的传统根源与哲学支持

经权、常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既强调经、常,又重视权、变;在坚持经、常的基础上,行权适变;唯变则通,通了然后才能够久.这正是中共十六大所提出的"与时俱进"精神的最直接传统根源.权、变对经、常的突破与挑战,演绎出古今中国人既注重原则性又强调灵活性的思想品格和行为方式.用创新诠解与时俱进,体现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创新智慧.     

《周易》与中国美学"常""变"生化观

中国美学强调文艺审美创作"常"与"变"的相依相成、相生相化,认为"常""变"是相对相向、相依相待、相互转化、相互统一、互为一体的.因此在中国文艺美学看来,文学生成的开端即终点,终点即开端,文、史、哲相通圆融、相互构成.注重文学审美创作的会通变化、与世推移、求新务新,是中国文艺美学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文学的独特走向.     

由新诗发展史谈诗的"变"与"常"

佛家认为世间一切无常.用变与常估量世间万物,"变"显而易见,"常"难以指认.要辨析新诗的"变"与"常",不妨将其置于新诗发展史中考量. 诗歌之"常"是诗歌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特征,也可视作诗歌写作者的共同倾向,或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诗歌特性,写作者或接受者普遍遵从的一种写作规则或标准,在此简称诗道."变"则是对常规写作的一种解构,或曰革新性写作.     

“易含三义”与中医哲学

"易含三义"在中医学的运用主要是"变易"、"常变"两个哲学范畴."变易"主要包括阴阳之气的变易和疾病诊治的变易;"常变"有变中有常,执常以达变;常中有变,审变以知常等哲学内涵,广泛运用于中医理法方药各个方面.中国哲学的变易观、常变观构建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活泼灵魂,是中医哲学的重要基础之一.     

论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异质落差式互动"——兼论"断裂"概念的局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凸突显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断裂"概念虽然抓住了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这一基本特征,但对其变化过程的处理相对简化.一方面,"断裂"概念难以把握变与未变、现代与传统之间双向、动态的缠绕与纠结;另一方面,它未能标示出中国传统文明与"外源性"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历史落差.要克服"断裂"概念的局限并从而对当代中国问题有一个真切的把握,就必须看到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落差式互动".     

导向一种风险诗学

视新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在中国诗歌这个特定的话语空间中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在肯定"‘变'是新诗的根本"[1]的前提下,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的虽同样是新诗与古典诗歌精神、艺术传统等似乎已经被多次重复过的问题.然而,同样的事,并不等于同样的问题.事,不等于思.话题多次被重复,本身就是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标志.理由很简单:被谈论的实际上是古典诗歌传统如何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新诗如何汲取古典诗歌精神和艺术传统以发展自身的问题.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角度转换,因此不仅意味着正视并解决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契机,更意味着对新诗奠基性的现代性特征的重新审视和观照.     

守常与变革: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难选择——以明代班军制度的历史命运为个案

守常与变革是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种基本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既定的制度需要不断"变革",却无法回避"守常"思想的阻挠.明初实行的班军制度本为善政,在明中期以后存在许多问题,也做了不少变革,但受到"守常"思想的影响,该项制度垂而不死,一直延至明朝灭亡."守常"与"变革"思想的冲突与调整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影响下的王朝更替与制度轮回的基本特征.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看法

近来学术界就"封建社会"问题颇有一些讨论,其中最醒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对于许多学者说来关系重大,因为一旦取消了这个概念,整个中国历史的体系就变得难以分析、理解和叙述了.那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肯定是有意义的了.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不是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因为对于多数国外的历史学者来说,中国近代化过程开始以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封建社会"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西方的"Feudalism"根本不同.所以,中国近代化以前是否存在一个"封建社会"的问题是中国史学界自己的问题.     

中国诗学的"风"与"水"之象喻

"风"与"水"之喻是中国诗学中一组意蕴特别丰富的象喻,常用于艺术品评和理论探讨.描述作品风格和审美鉴赏的境界,揭示艺术创作的奥妙,说明文艺的源流、传播和功能等,不仅形象地表现出中国艺术的特点.而且隐含着与自然的亲和力、原初的生命力和深刻的人格意义.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产生

从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其指导中国革命以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解答.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形成和提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应从该命题的初期萌芽、理论准备、实践基础、思想文化氛围和组织保障等诸方面来全面把握其丰富内涵.     

灾难与历史研究

灾难为历史研究带来诸多启示,既促使学者深入思考历史进程中"变"与"常"的关系问题.又促使学者反思中国自古有之的鉴戒史现.从而寻求新的视角陈述和诠释灾难史.     

关于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自我观"的确立

"自我"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透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自我观的现象,分析了关于"自我"的理念.提出了"自我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化"倾向,以及"道德化自我"演变成"泛道德化自我"的极端状态的基本历程.同时,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确立正确的"自我观"所要处理好的三个关系,即德性与才性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辩证的"变"与"不变":邓小平制定政策的精神创新

政策策略的"变"与"不变"是事关大局的重大课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以之为着眼点,详细分析其具体内容、层次特性、辩证关系、判断标准等内容,既能够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辩证特质的认识和把握,更可以为我们制定政策、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兴"的文化溯源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中一个具有重要发端意义的元范畴,"兴"凝缩了中国文化自古至今的元素,保留了原始艺术活动与艺术思维的因子,同时糅合了理性年代的艺术观念.因此,从发生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将"兴"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研究它与原始宗教、原始思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兴"这个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所特有的文化蕴涵.     

论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及启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和难题.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中国革命主力军、革命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道路、方向步骤,农村工业化,城乡协调发展,农民利益等一系列涉及"三农"问题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与时俱进"的传统文化渊源

党的十六大把"与时俱进"郑重写进了政治报告.从此,"与时俱进"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思想或观念,"与时俱进"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其发轫于商、周时期的"因时而变"、"与时消息"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与世俱进",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升华."与时俱进"以其紧随时代,求新、求变的特质,贯穿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近代中国"少年"与国家形象发生联系,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年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概念,隐喻一个朝气蓬勃、革新进步的"少年中国".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兴起,源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更源于近代中国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近代有识之士通过文学翻译或创作,将"少年"与新民、新国、民族复兴等意象联系起来,参与近代中国"少年"的精神世界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