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琵琶记》对赵五娘形象的提升与重塑——以高明南戏《琵琶记》为参照

新编豫剧《琵琶记》凭借其全新的视角、丰富的时代内涵、典雅精致的舞美造型和演员沉稳精湛的舞台呈现赢得了戏剧界的热烈追捧。剧作对赵五娘性格的提升与重塑,使其迥异于原作及其他改编版本中逆来顺受的软弱个性,拥有了现代人格中自强独立的鲜明特点,弘扬了自尊自强、平等自由的人权意识和互敬互爱、自律自重、自觉担当的当代婚姻观念。     

《琵琶记》与古代曲论的几个重要命题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的典范意义,在理论方面也引发了很多思考。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曲论中不少重要命题,诸如寓言、怨谱、本色等皆最先与《琵琶记》有关。由此出发,更可全面衡量《琵琶记》及其批评在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     

解读“冰山”下的部分真实——《琵琶记》结构新论

《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借用西方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分析方法，剖析《琵琶记》双线结构中包孕的人生哲理：人的内在需求和愿望总是与外在环境发生着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历史就是人的妥协史和压抑史。     

宗教改革中的“救赎确据”与《第十二夜》

在16、17世纪的英国,神学家和教士们鼓吹在个人救赎方面寻求救赎确据,认为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不能确认已经被上帝选中而将进入天国,就会陷入绝望,而这种确据将能使他们免于绝望。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中,马伏里奥、西巴斯辛就是极力追求救赎确据的人物。但是,跟同时代的非清教徒一样,莎士比亚似乎感到追求这种确据,更不用说相信得到这种确据,是愚人之行,而非智者所为。     

试析《红楼梦》之“情”

《红楼梦》之"情"可谓意蕴深远。贾宝玉的情感以"情不情"为特征,是一个包含了"色欲"与"纯情"的情感世界,寄寓了作者"情"的理想。黛玉之"情情"与宝钗之"情时"分别代表了宝玉的两种情感诉求而不可兼得。"兼美"钗黛的秦可卿作为贾宝玉的知"情"之人,是作者将两种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尝试。饱含着作者审美理想的秦可卿早早地退出舞台,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从“替天行道”到“以情悟道”——二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不得其位而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有命无运"是作者对甄英莲的同情,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叹息。《红楼梦》的主旨是"以情悟道",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旨在借石头的爱情与生活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然而,时代变了。《红楼梦》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不同,与施耐庵的时代亦有所不同。这种改变反映到《红楼梦》中表现为作者把"怀才不遇"的愤懑变成了"无才补天"的自嘲,把"替天行道"的呐喊变成了"以情悟道"的警世。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思潮、科举制度、文学潮流以及满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文字狱等几个方面来看,这种改变反映着时代发展的必然。     

由“空”入“有”——僧叡对《般若经》《法华经》态度的转变

僧叡是中国佛教思想由＂空＂入＂有＂转换过程中的代表人物。僧叡在其一生佛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由尊崇《般若》到扬《法华》而抑《般若》,不断突出了《法华》所呈现的实体意义。僧叡思想的转变,是由以般若＂毕竟空＂思想为主导,渐次离开,逐渐走向＂佛性有宗＂的方向。他的转变对南北朝时期般若与涅槃的合流起到了催化作用。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搜神记》中的“是”字句——《搜神记》语言研究系列之二

"是"字判断句在战国末到两汉时期产生,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处于中古时期的《搜神记》中的"是"字判断句在语法构成和表意功能等方面都和上古汉语情况有所不同:判断句的表达系统发生了变化;表判断的属性取代指代性成为"是"的最主要用法;"是"字判断句的使用促使了"非"字判断句的逐渐消亡;句末语气助词"也"的判断功能也逐渐退化。这些语法现象都反映出"是"字判断句在中古汉语时期的新变化。     

试论《老子》中的“无”及其与“有”和“道”的关系

以近年出土的竹简和帛书《老子》文本为依据,结合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整理了《老予》中“无”的众多涵义和用法。“无”在《老子》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形而上的概念,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源;在宇宙生成论上虽“有”、“无”并举,但《老子》中更强调“无”的重要性;“道”与“无”在某些方面含义相同,但“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是《老子》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     

激越的浪漫 凄美的感伤——《牡丹亭》和《长生殿》“情至”理想比较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洪?的《长生殿》都歌颂了"情至"理想,然而由于时代和作家个人等方面因素,二者在"情至"、"情始"、"情追"、"情圆"等具体表现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牡丹亭》欢快激扬地唱响热烈与浪漫,《长生殿》则凄美婉转地吟出悲郁和感伤;前者是万物欣欣的阳天春日,后者是西风残照的落日余霞——绚丽至极却又透出几分萧瑟悲凉。     

“志”与“情”:霍松林与卜松山《原诗》研究之比较

作为中、西方叶燮《原诗》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霍松林和卜松山两人研究的显著差异在于叶燮诗歌本体之"志"与"情"的倾向性不同,主要表现为: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理论视点上的差异和范畴阐释上的差异。霍松林以国学的功力和本土化的视野着力于唯物辩证的阐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掘叶燮诗歌"言志"之本体;卜松山则以西学的根基和跨文化的视野致力于文本细读与范畴阐释,咀嚼叶燮诗歌"缘情"之"怎是"。     

对川剧《柳荫记》结局“化鸟”不“化蝶”的多维解析

川剧《柳荫记》被普遍看作是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但其“化鸟”结局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文章从川剧《柳荫记》的剧本内容、剧本发展、考古发现、田野调查四个维度综合研究了其“化鸟”不“化蝶”的铺排、沿袭、必然和缘由,揭示出川剧《柳荫记》“化鸟”结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     

“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何以可能?——论《牡丹亭》之“情”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提出了至情(情至)理论。他论述至情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是去蔽,即强调至情不是什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即压抑情的宋明理学之理、世俗常理和达观之理,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体私情、偏情和虚情;其次,通过去蔽,汤显祖所谓的至情的含义便得以显现,即至情是什么——它是理、欲、情的游戏,其核心是作为给予的爱,以及由爱而生成的真正的生命的出场和亮相。正是由于真正生命的出场,所以死者可以生,反之,正是由于真正生命的被扼杀,所以生者可以死。     

《檀弓》“有子与子游立”章新解——兼论先秦儒家礼论中的情文矛盾问题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进程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礼的内容与形式即礼之"情"与"文"间的矛盾。《礼记》中《檀弓》这一章记录了有子因不明丧踊之义,疑其无情而欲去之,子游反驳其说,提出礼有"微情"、"以故兴物"两大特质。旧说多释"微"为"减杀、抑制","故"为"礼仪节文",皆不确。"微"当释为"隐","微情"即"情隐于礼",强调情与礼义皆蕴于礼之仪文度数。"故"即"故事",体现了礼有源自传统的稳定性。《檀弓》此章凸显了儒家言礼者在情文侧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子游反对当时出现的单纯重情、片面强调礼义的倾向,在重视仪文的基础上,主张义与数紧密结合,这一思路在荀子《礼论》中亦有体现。     

论《蕉帕记》的“奇”

单本的《蕉帕记》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明传奇。它虽然以爱情为主要题材,但俗中求异,表现出有别于其他传奇的独特之处。其表现在:以蕉叶幻化成帕作为定情信物,这是一奇;主题内容囊括甚为丰富,神仙道化、人狐三角恋以及政治斗争三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其主题的多义性,这是二奇;形式上,烘云托月、众星拱月等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描写的夸张渲染则体现了表现手法的新颖别致,这是三奇。信物、主题和表现手法三者相互促进,构成了《蕉帕记》的“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