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苦戏”风格论(续)

(一)怨悱而不乱的苦剧风格 《琵琶记》是元末南戏,又称传奇之祖。关于该剧的评价,上至明太祖,下至一般文人,记载甚多。甚至可以说一部《琵琶记》的流传史,便伴随着中国悲剧观念的发展史。清代毛声山父子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评点和总论,是目前所见最为细致繁密的专论文献。     

一部闪烁着启蒙思想光辉的伟大剧作《琵琶记》

当为中国戏曲史翻开了光辉首页的元杂剧逐渐盛极而衰的时候,高则诚(1305—1368以后)随即接过戏曲文学的大纛,继续把中国戏曲的发展推向前进。他的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琵琶记》,成了风靡当时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四大南戏”的卫冕之作,被尊为“南戏之祖”;而它在宋元南戏基础上提高创新并更加完备成熟的剧本创作体制,则一直被尔后明清传奇剧创作奉为绳尺,几百年间沿袭运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与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伍伦记》《香囊记》与明清文人传奇

1 传奇剧本文学是盛极明清两代而独具丰彩的古艺苑之花。它经过众多文人作家的艺术创造与积累,形成了主风化、尚典雅、守格律、抒情表意、规整划一的美学特征。这种美学风貌的形成,固然与当时的政治风尚,哲学思想及文艺潮流相关,但首要原因则是戏曲由民间书会才人的创作转为文人士夫的作品。元末高则诚以理学戏曲观指导改编《琵琶记》,使南戏创作发生根本变化,标志着“文人和南戏的血缘关系从此建立”,南     

论《琵琶记》在南戏传奇中的地位与影响

元末明初人高明写就的《琵琶记》历来有“南戏中兴之祖”的称誉。谈到高明及《琵琶记》,明人张琦说:“自金、元入中国,……大江南北,渐染胡语;而东南之士,稍稍变体,别为南曲,高则诚氏赤帜一时,以后南词渐广,二家(指北曲、南戏)鼎峙”(《衡曲尘谭·作家偶评》);日人青木正儿说:“《琵琶记》实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后日作南     

戏曲创作改编中“识”的决定作用——《琵琶记》“乞丐寻夫”原作与李笠翁改本的比较研究

李笠翁(1611—1680年)是我国清代著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和小说家。对于高则诚的《琵琶记》,李笠翁的不少评析洞幽烛微,切中肯綮,曾给尔后的戏曲创作实践和戏曲理论建设以良好的影响。然而也应当指出,他的浓重的封建正统思想,却常常将他导向歧途。他对《琵琶记》第29出“乞丐寻夫”——亦即现在不少地方剧种仍然常演不衰的著名折子戏“描容上路”——的陈腐观点及其拙劣改作,可谓突出的一例。他在《闲情偶寄》的“密针线”一节中写道:“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在“变旧成新”一节里,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述:赵五娘别墓寻夫之日,“是犹然一冶容诲淫之少     

《琵琶记》与古代曲论的几个重要命题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的典范意义,在理论方面也引发了很多思考。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曲论中不少重要命题,诸如寓言、怨谱、本色等皆最先与《琵琶记》有关。由此出发,更可全面衡量《琵琶记》及其批评在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琵琶记》不愧为“驿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光”的艳冠群芳的长篇戏剧巨制,它可以和《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论相提。《琵琶记》散入各个地方剧和各种唱腔中,变化万千,各有特点,但无不以高著《琵琶记》为其兰本。几百年来,这个剧本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广大人民都追随着张太公对蔡伯喈的气恼痛骂而气恼痛骂,更追随着他对赵五娘的同情体贴而同情体贴。 《琵琶记》并非高明独创,早在南宋初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正唱蔡中郎”。可见这个故事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中期就在民间流传,惜无记载,细节无从推敲。南戏     

宋元南戏与民间生活伦理

宋元南戏最初来自民间,其曲词、念白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通行的成语、谚语及格言、警语等,不仅有力增强了戏曲舞台表演效果,更向基层民众巧妙传授了切于实用的生活伦理,有效发挥了戏曲社会教化的功能。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频繁引用民间谚语、格言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南戏中这些通俗且警拔的语句又见于宋元以来的一些道德教育读物如《名贤集》、《增广贤文》、《事林广记》等。对照考察宋元南戏中谚语、格言与《增广贤文》等读物内容相同相近情况,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梳理、归结出宋元民间社会所推重的一些生活伦理价值,进而探讨民间生活伦理与戏文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琵琶记》

《琵琶记》没有列入《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南戏之内,不少人为它叫屈。王骥德《曲律》(1610)已经说不清这个说法的由来,但是一个来源久远而被公认的说法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南词叙录》称《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蔡二郎》为“戏文之首”,但《琵琶     

文情·文事·文法:毛声山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三维理论建构

清初毛声山批点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是明代以还《琵琶记》评点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毛声山从文情、文事、文法三维角度建构起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戏曲评点理论体系:"文情"的多层次性揭示了评点中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文事"探讨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原则把握问题,"文法"是毛声山艺术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今天建设民族特色戏曲理论提供经典借鉴。     

人物形象登上戏曲主体地位的新阶梯——论《琵琶记》结构的戏剧价值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是南戏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明代戏曲理论家徐渭指出:“(高则诚)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矣。”但应该说,使南戏变得“卓乎不可及”的,不是高则诚的清丽之词,而是他对人的高度重视和非凡表现。该剧主人公蔡伯喈、赵五娘数百年来一直得到人民群众的珍爱,被视     

论海盐腔的起源及在南戏发展中的地位

文章在南戏起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有关海盐腔的创始人或腔调来源的重要史料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现存史料关于海盐腔来源最重要的两条表述——元代姚桐寿《乐郊私语》和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涉及的唱曲方式,仅是宋元文人词唱或乐府曲唱方式,是一种文人"雅唱";而南戏的起源是民间的"俚唱"或"俗唱"。海盐腔是两者融合的产物。它是在明代民间戏曲蓬勃发展过程中,文人濡染、参与和推动南戏改革的结果。     

析《琵琶记》明清聚讼所见戏曲观念

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对《琵琶记》的争论,发现从关注音律、曲词到关注结构、人物,在《琵琶记》评价上的这一变化反映出评价主体对戏曲文学由抒情性特征到叙事性特征的审美注意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和当时文坛叙事文学,尤其小说创作的繁荣息息相关;也反映出在众体兼备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体的融合与碰撞中,戏曲理论逐渐走向成熟。     

试论贾仲明《凌波仙》吊词

中国的戏曲批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唐宋。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杜佑的《通典》、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录了一些早期戏曲活动的情况,宋代的一些史书、琐记、诗文中,也零散记有一些唐代戏曲名称、演出活动。但这一时期的戏曲批评,通常只是纪事的附属物。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论述了戏曲声乐理论与歌唱方法,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探讨了戏曲的声乐理论,夏庭芝的《青楼集》包含了若干女艺人的小传。这些戏曲论著固然有其一定意义和价值,但面对着刚刚从诸种单次艺术的综合中     

赵景深教授和戏曲研究

年逾八十高龄的赵景深先生以对古代戏曲的深刻研究与显著成绩闻名中外.从1933年接受郑振铎先生的影响,把精力和时间从创作、翻译与民间文学的开掘转移到戏曲方面以来,他五十年如一日有计划地就宋元南戏、北曲杂剧、明清传奇直到近代民间广泛流传的花部诸腔,进行细致的探索,先后写出了《宋元戏文本事》(1935)、《元人杂剧勾沉》(1953)、《元明南戏考略》(1958)、《曲论初探》(1980)及《读曲随笔》(1936)、《小说戏曲新考》     

论《奇酸记》的批评话语与主体意识

《奇酸记》是清代戏曲家李斗根据《金瓶梅》改编的一部戏曲作品,主要表达张竹坡的“苦孝”主题。作为该剧的主要批评者,防风馆客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该剧进行评点,阐释了作品的主旨,考订了音律的得失,探讨了戏曲改编与舞台实现的问题。从批评意识来看,防风馆客不仅在接受中完成了对作品的批评,而且以积极的姿态探讨从戏曲改编到舞台实现的整个艺术生产过程,主体意识明显。防风馆客在批评中推究作者之意,考察改编得失并传达其审美期待,是一种理性化的戏曲批评。作为一种“实际批评”,防风馆客对《奇酸记》的评点对于探讨清代中期的戏曲批评及戏曲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     

南方地方腔调的活跃与传奇“原生”的民间版本考证

入明以来,南北曲的盛衰更替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起源于南方民间的南戏逐渐进入了文人的生活视野,南戏声腔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遗存,并得到文人的恣情改编,同时在福建、浙江等区域发生着集中的流变.尽管文人骨子里瞧不起这些来源于民间的淫词艳曲,但南戏的蓬勃发展使得文人对戏曲的评价标准悄悄地发生变化.     

谈明人对《琵琶记》的评改

有明一代,《琵琶记》一直盛行不衰,当时有许多种本子在社会上同时流传。①保存至今的十多种明代版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版本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与已故钱南扬先生的主张有关。他将清初陆贻典的钞校本迳称为“元本”,并据以作《元本琵琶记校注》。为了推尊这一钞本,他对《琵琶记》的多种明代版本基本上完全否定。他认为明代人不谙曲学而又轻率粗疏,对南戏剧本的体格调式妄加改窜,使之“面目全非”;又认为明代人思想保守落后,改本往往削弱了原作的积     

于亦北亦南中更重南曲——王骥德《曲律》之“南戏论”

王骥德《曲律》虽然是北曲与南曲并论,但因其重点在南曲(戏),而成为明代继徐渭《南词叙录》之后的又一部"南戏论"著作。《曲律》之于南戏的论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着眼于音乐的角度,将南戏的起源与上古时期的"南音"结合考察;二是主张"本色与文采"兼用,"法与词两擅其极";三是对南戏格律学的建立;四是重视南戏创作与舞台表演。王骥德的这些南戏认识及其所获,对当时的南戏创作与其后的戏曲学研究,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