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法的强行性规范

本文认为在立法、执法中处理好私法与公法、私法强行法与任意法、法律规则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论述了私法中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区分,具体分析了在私法体系中各主要领域强行法的表现,并进一步论证了私法强行法与公法的关系。     

论民法的公法性

近现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单纯的私法领域和单纯的公法领域已不存在,公法和私法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各国民事法律中不得以当事人的合意加以变更的强行性规定有所增加.公法性因素对民法的逐步渗透使得民法的公法性的体现有所增强.对民法公法性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充分认识民法,把握国家对私法领域的适度干预,使社会经济得到更为长久的繁荣发展.     

论公立高校的法人属性

公立高校的法人属性在理论上并没有因其法人主体资格的确认而达成共识,公立高校因其公益目的而承担较多公法义务,部分学者据此主张公立高校应当按照公法法人化改革;但法人本质上只属于民事法律制度,其法源指向仅限定在私法领域。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公立高校改革的方向只与民事主体制度的私法法人特征相契合,根据大陆法系法人的传统分类,公立高校应当定位为非营利法人,其法人属性自然就应当属于私法法人。     

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权利限制功能

一般认为,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一般公示方法,其功能主要在于公示。但是,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一种带有行政色彩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其公示功能的背后,还有权利限制功能。它通过私法和公法两个途径加以实现。其私法途径包括通过对物权变动的不同影响体现其功能;登记协助不动产他物权实现对所有权的限制。其公法途径一是产籍管理,二是通过登记对不动产的流转进行审查监督。     

论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角色定位

从经济法主体制度入手,以公法与私法区别的角度批驳了国家必然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观点,进一步论证了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不应单纯地属于公法,而是由传统公法与传统私法发展而成的一种新型公法与新型私法的融合体。经济法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法与微观经济法,在前者中,国家当然地作为经济法主体;而在后者中,国家不必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一方主体。     

论侵权责任法与安全性规范的关系——以大规模侵权的预防为切入点

［摘要］作为私法的侵权法与作为公法的安全性规范在最终目的上具有着一致性，即保护私权利。安全性法规属于公法中的建设性规范，侵权法属于私法中的保护性规范。侵权法在预防功能上的局限性决定了、凸显了安全性规范的重要性。从两者具有目的一致性的角度而言，侵权法事实上是安全性规范的“助理法”。在公法私法接轨论视角下，处理侵权法与安全性法规的关键便是恰当设计转介规范。     

国家赔偿的私法性质及其意义

国家赔偿是属于私法性质还是属于公法性质,是关系到其他问题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在以前的论述中,学者们多从其公法性质的角度来进行考虑。但是,如果参考国外关于国家赔偿制度的立法,并对我国有关立法及理论做认真的思考,就不难发现,国家赔偿实际上属于私法性质,而非公法性质。将其正确定性为私法性质,对于正确确定国家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在国家赔偿过程中贯彻当事人的自主权,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正确确定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的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中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的现象层出不穷,反映了我国相关法律在实际应用中与立法初衷的分歧。对于遭遇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行为的救济,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鉴于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行为的不同类型,文章分别从私法与公法角度出发,分析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行为的法律形态,确定在私法与公法上的救济途径。同时借鉴域外立法,完善相关救济途径,更好地避免此类行为的发生。      

刑事悬赏性质的法律分析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法律行为。从刑事悬赏发布主体属性来分析,刑事悬赏的法律属性应当理解为一种行政行为。这种界定可以有效厘清公安机关与个人发布的悬赏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悬赏的法律监督机制和确定刑事悬赏的法律救济途径等问题。     

论民事法律行为的适法性

民事法律行为①是实现私法自治最主要的方式,该行为的做出以私法自治为依据,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和本质特征,其性质应为适法行为,不应以合法性为成立要件。     

刑法中单位的本质:曲解、质疑与澄清——兼论单位主体资格的认定

完全照搬民法中法人的本质来阐述刑法中单位的本质,进而以民事行为能力,或独立的财产与经费作为认定刑法中单位的依据不可取,只有肃清民法的规范因素,在单位现实存在的基础上,重新融入刑法的价值诉求,才能准确解读刑法中单位的本质.由此,现代刑法必然以内含着过错责任和自我责任的罪责原则为基石,刑法中的单位亦是一个意志载体,其本质是以利益为内在核心,以组织机构为外部保障而形成的团体意志.相应地,判断一个团体拥有犯罪主体资格的标准是:该团体具有相对独立于其成员及上下级单位的意志,即从单位的组织结构入手进行分析,着重考察单位有无权力配置与相应的监督制衡机制.     

浅谈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反腐败体系改革

新时期推进反腐败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和贯彻刑事法治的底线思维,树立刑事法治原则,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改革,在反腐败中贯彻依法治国原则,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反腐败工作体系的长效机制。在反腐败体系中应确立刑事法治的三项改革举措:一是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二是建立包括不动产查询制度在内的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三是加强反腐败法治体系的资源整合。     

校园暴力的法律思考

校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笔者从法学角度对校园暴力的法理内涵进行界定,对校园暴力法律类型与法律责任进行了探讨,认为校园暴力可以分为行政、民事和刑事性质的三种校园暴力基本法律类型,行为人基于实施不同类型的校园暴力行为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校园暴力需要依法治理。因此,应加强防治校园暴力的专项立法;健全教育法律法规的人格权保护制度;完善校园暴力的行政法律救济途径。     

为“先刑后民”正名

"先刑后民"是指一个案件中同时有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时,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对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原则。其来源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对比刑事和民事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证明标准方面的不同对其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从而为"先刑后民"正名。     

俄罗斯法上公共机构的财产责任问题

俄罗斯法不承认公法人与私法人、国家公产与国家私产的区分,坚持民法对国有财产问题的一元化调整模式,建立并实践了一种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债务人）优先保护原则＂相反的公共机构债务追索模式,即债权人利益优先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保障了公共机构与私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平等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但也有可能给国家预算带来较大的压力。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变化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以刑为主、民刑不分、诸法合体 ,走向民刑并重、刑民有分、诸法分立并以专门规定犯罪与刑罚为惟一内容 ;由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合典编纂 ,到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分立成典等等。这种变化 ,直接导致沿袭几千年的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对以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刑事立法、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刑民界限的公众认同

刑民界限之公众认同可以增进刑民界限与公民预期的一致性,避免违背公意之立法,增加公民行为的预测可能性,是一种保证刑民界限正当性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刑民界限的公众认同具有中外历史文化传统,其内涵是立法须符合常识、常理和常情,其实现表现在立法环节和司法环节,均需依据公意进行考量.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警关系问题研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是一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一直认为这种关系模式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是,从这种模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作效果来看,并不象制度的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理想,尚有许多不足和缺陷。对此,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的检警结合模式建构检警一体化的格局,也有学者反对检警一体化。就目前而言,完善并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司法控制无疑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