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中外旅行家笔下的哈密社会

晚清民国时期中外旅行家对哈密有着较为丰富的记载,通过这些中外旅行家视域下的哈密居民、建筑、饮食风俗、教育等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勾勒晚清民国时期哈密的社会生活风貌。     

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

晚清时期,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出现了不同的演进趋向。官绅试子会馆与全国整体的政治形势以及本籍官员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科举变革以后,会馆政治化色彩趋浓,会馆管理日益被纳入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视野。工商会馆在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城市公共建设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移民会馆则继续向待开发区域拓展。因此,晚清会馆的发展,并没有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只是其功能发生了一些迁移。     

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20世纪初到1949年,是百年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的第一时期。林纾在20世纪前十年的研究为中国狄更斯学术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狄更斯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超过了前十年,但总体研究水平并不太高,这一时期中国狄更斯研究学术质量较高的文章主要来自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三四十年代中国狄更斯研究繁荣起来,狄更斯15部长篇小说中有9部有了中文译本,不少研究者写出了较高质量的论文,部分研究者已经具有独立研究的精神。     

晚清的引水业和引水人

晚清时期,中国原有的引水业受到外来势力的冲击,逐渐走向制度化,同时中国籍引水人逐渐被边缘化.引水业逐渐被外国势力控制,对国防安全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民国时期的晚清人物经济思想研究述评

有关民国时期晚清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关注程度还不够充分。该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孙中山的研究,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相对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经济思想研究要滞后一些,成果也不能相提并论;其次,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中,存在明显的个人崇拜。孙中山之外,涉及到的其他人物包括曾国藩、孙鼎臣、张之洞、张謇、严复等,学术界研究大多取推崇、认同态度,甚至赞许有加,其客观性令人疑窦丛生。由晚清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可知,民国时期的学术批评精神明显不足。     

东洋词境：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的异域创造

晚清民国时期,词境由域内向域外延伸成为词史发展的重要现象,而东洋词境堪称其中意蕴丰富且极具价值的方面。此期中国赴日词人或出使,或留学,或旅居,目的不同,身份亦殊,导致他们的创作意图与创作心态以及由此生成的东洋词境格外复杂。东洋词境的“身外之境”集中于对东洋山川、民俗与新生事物的描摹,而“身内之境”则普遍隐含着“异国—祖国”的情感结构。由于中日关系的变动、群体选择的歧异、词学宗尚的异趋,“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与呈现存在着变化与差别。东洋词境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异域创造的结晶,是词人创作进境与转境的重要表现,是对中国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大力弘扬。     

社会变动下的民间信仰:晚清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作为传统民间信仰,水神崇拜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下遭受了一定冲击,但依旧得到政府、官员和民众一定程度的依赖与坚守。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水神信仰也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与变通,加入了一些新元素,在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处,并发挥着作用。     

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丛书的解说.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动,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只有了解这千古一大变局的各个层面,对中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识与制度体系沿革、移植、变更、调适的众多问题深入探究,才能获得理解传统,认识过程,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钥匙.     

晚清宝星制度初探

晚清宝星制度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为了适应对有功洋人奖励的需要而诞生的．它共分为五等十一级．以后宝星奖赏对象又由洋人推及国人．从而最终完成与世界各国宝星制度的接轨。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晚清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理

晚清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理发生变化，体现为成文法的完善，诉讼意识的增强，和判决力度的加大。由于外来侵略和建立近代法制的压力，清朝被迫进行司法体制变革，力图建立近代司法体制。但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司法体制转型先天不足，未带来纠纷解决的实质飞跃。     

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清朝末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创办方式一是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10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晚清湖南邮政述论

晚清湖南邮政状况纷繁复杂 ,既有官办驿站、文报局 ,又有民营信局 ,更有近代邮政的设置。尤其是近代邮政发展迅速 ,表现在 :邮政处所逐年增多 ,开辟了多种邮路 ,邮政业务进展很大。比起传统的驿站、民局 ,是历史的进步     

清末广西的职业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广西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始于清朝末年。这一时期出现的中等实业学堂,其办学方式、办学目标和学校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已经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的特征。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实业学堂、专业设置紧贴实际需要、学员毕业后派往农村推广农业技术等方面,对现阶段发展广西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述评

借助图书馆情报学的手法总结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的不足。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在21世纪初由冷趋热,研究趋于活跃,前后差异巨大;涉及的学科以史学最为集中,其次是教育学、民族学等,薄弱领域广阔。作者群体除个别特例外,呈现出分散性特征;研究单位除北京外,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边疆史的研究中心在边疆,其地域化色彩鲜明。高被引数与高下载量在研究专题之间的横向对比方面显得较低,边疆史学是边缘史学,而非显学。就研究水平的区域差异看,以东北研究较为深入,西北、西南研究相形落后。     

变革中的衰亡——清末新政再研究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局势而被动进行的一次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自我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文章从清末新政改革的内容为切入点,探寻新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改革者在主观方面的欠缺和失误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在新政中未能驾驭改革的种种措施,反而使之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灭亡的助推器,亲手培养并壮大了自己的反对力量,加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