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简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本质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说,从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由表层到深层探讨诗歌审美特质的过程。而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古代诗论家们已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从作者的角度,而是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的本体问题了。     

“诗缘情”的美学意义

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出发探讨了各类文体的特点,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他是鲜明地举起“诗缘情’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古代文论中对情感的关注由外在功用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对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当然“志”的本义也包含情感的内容,情与志不是绝缘的.然而在上古社会里,人们往往偏重从功利的角度去解释“志”,文学成为“言志”的工具.这样,“诗言志”不仅限制了诗表现情感的疆域,而且还把它框定成一种服从政教功能的合乎封建礼义的规范情感.《诗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对古代诗论传统之我见

<正> 我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基本上是抒情诗的理论。我们今天要继承的古代诗论的传统,也基本上是抒情诗论的传统。要继承这个传统,先得对它的内涵有一个确切的理解。而目前的理解似乎还不够确切,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古代诗论的传统主张是两个,一个是“言志”说,另一个是“缘情”说,前者来自《尚书·虞书》的“诗言志”,后者来自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看到这种看法,内心里不由得产生几个问号: 一、古代诗论的传统主张只有这两个吗? “诗道性情”说哪里去了? 二、“缘情”说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吗?它能够把一切主“情”的理论都囊括其中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论李贺神鬼诗反诗歌传统的美学特征

本文从李贺神鬼诗的“立志”到“破志”的演变过程,反映诗歌“神鬼情”独特魅力,论述诗人诗歌世界中“情”与“志”区别干以往传统中国诗歌“言志”和“缘情”的美学特征,提出神鬼诗的非传统诗歌意义的“情”“志”说。     

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严羽“吟咏惰性”说发微

什么是诗?或者说,诗的本质特性是什么?这是历代诗论的中心论题。《沧浪诗话·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也。”这是南宋严羽对诗的界说,对诗的本质特性的规定。严羽对诗的本质特性的这一理解,源于东汉《诗大序》。《诗大序》融合了前代诗论中的言志和抒情二说,并从先秦哲学中引入“情性”一词,用以规定诗的本质特性,形成了诗本情性之说。从此,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史上,便出现了主志、主情、主情性这三大派的鼎立。南朝刘勰、隋代王通、北宋黄庭坚等人,都继承了诗本情性的     

“诗言志”的现代诗学价值?

“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由重志到重情,再到情志并举,体现了古代“诗言志”思想发展的过程。“诗言志”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诗学价值：首先写诗要解决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其次要清楚诗歌以什么来言志抒情,诗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再次要懂得诗是神圣的,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最原初的质素,因此对诗歌要有敬畏感。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     

“缘情”说及其它

《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以赋体论文的创作论．它针对儒家传统的诗教理论，首次提出了“话缘情”的观点，明确肯定了诗歌抒情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某些艺术规律．“诗缘情”不同于“诗言志”．《文赋》不是一将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文章．其独到之处在于刻意追求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合谐统一．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一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情说”正式确立于魏晋时期,它提倡文学抒发情感、表现个性,是对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探寻“缘情”理论的发展,人们总会提及《荀子》及《毛诗大序》,《礼记·乐记》有关情与昔乐、情与诗歌关系的论述①。由于这些论述最终归结为“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以“志”辖“情”,是继承早期儒家“言志”理论所作的发展与改造,于是,“缘情”理论的渐成轨迹,历来便被描摹为由“《诗》言志”到以“志”辖“情”,再至“缘情”。这种描摹从总体上看也许不能算错,但至少是相当粗略和不完整的。因为它未能表现出“《诗》言志”与以“志”辖“情”之间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未能阐明以情感、情绪为意义内涵的“情”,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进入儒家思想,并被揉合于“言志”理论之中。由于忽视了对这样一个有关“缘情”理论初始来源问题的认真研究,按照以往的描摹,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荀子开始的儒家后学对“情”的注目,是由对“志”的注目中自然生发;后世“缘情说”是从儒家“言志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回族诗人丁鹤年诗歌导论之三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认识便是“诗言志”。即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这之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达意志,一是表达感情。“志”是由外物所引起的意和情的有机结合。丁鹤年的大半生都是在流浪漂泊的生活中度过的,亲眼目睹了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的一幕幕活剧,体味了战争给广大下层劳动群众带来的痛苦、艰辛。政     

中国古代诗学的“诗本体论”——中国古代诗学札记之四

关于诗的本体问题,也就是诗歌作品到底表现什么的问题,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纲领性问题,一代代哲人为之倾注了智慧才力,几乎所有诗论都有涉及,形成了诗本体的探索体系。纵观之,有“言志”说和与之相对立的“缘情”说以及情志协调、生动统一的“情志合一”说,而且几大体系构成一种自然的逻辑进程,显示了诗本体精神的自觉和人的认识的深化。“诗言志”主要是儒家政本主义文学理论纲领,其“志”的丰富内涵往往被人为地蒸干或抽象化掉,于是有“缘情”说的重要纠偏、矫枉过正,构成对立。而在经历了这双重否定之后,才趋于自觉和成熟,发现了它们本身的丰富性及其紧密的互通关系。由对峙走向融合统一,并发掘出新的内容,是古代诗学本体论的展开方式和成熟特征。因此,可以从总体把握,中国古代诗学并不把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模仿当作诗的本体,更不把模仿的技巧技艺当成本体,而是始终当成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形成了与西方诗学迥然不同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