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责任社会,重点强调的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30年的改革开放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成长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重要条件。当下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具有公民社会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中国式的个性特征：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官民双重性特征;特殊的制度环境特征;某些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民间组织发展的不规范性、不平衡性特征等。对于未来30年的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完善公民社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建设相伴随的并且是必须自觉推动和加强的紧要工作。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公民社会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背景具有与西方明显的不同,政府的主动改革发动以及经济、社会的特殊环境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发展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而通过公民社会的培育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现实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制度化建设,强化公民社会的主体力量,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增强公民社会的利益协调功能,是现阶段促进公民社会与中国民主政治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思考

由于当代"代议民主"的困顿,产生了参与民主理论,提供了公民大众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与机会.公民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了社会对公民主体身份的尊重,有助于优化政府决策、改善官民关系.当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领域不断扩大,形式多样,取得不小成绩,但是也面临多种挑战.应该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扩大公民对基层政治的有序参与.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政治均衡视域中的公民参政均衡

公民均衡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方向,是公民法律平等体现和我国政治均衡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公民均衡参政的制度特别是机制建设,构建公民利益均衡表达的政治格局,已成为我国实行公民有序参政,实现政治现代化发展以至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

公民身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两种解释范武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两种范武的内在紧张,根源于公民与国家的不同价值趋向.我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公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宣扬人格独立、崇尚宽容精神和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的资源,因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公民教育,在新时期必须探寻公民教育新的有效途径.     

社会的生产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手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并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公民社会视角下社会工作的社会责任建构

综观中国当代社会工作的实践,社会责任始终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但在相关理论研究上,大多只谈到社会工作的哲学、使命、价值观等这些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方面,少有直接提及社会责任问题。本文认为,社会责任不仅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社会工作背景下的社会责任需要积极建构。因此,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出发,以在海南开展的戒毒社会工作等社会实践为例,在理论基础、现实需求和实现途径这三个方面对建构本土化社会工作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