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个改造”的关系看“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性

改造世界的活动分为两个方面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这二者是有机统一的。物质文明建设是对自然界的改造 ,精神文明建设是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改造 ,而这种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改造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的。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性决定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性。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物质文明建设 ,并且只有通过物质文明建设才能得以实现。物质文明建设也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建设中不仅渗透精神文明的因素 ,而且靠精神文明来保证它正确的发展方向。要克服“两张皮”现象 ,把“两个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主客观问题研究

在“不法侵害”中存在着两个主客观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法侵害中的“不法”系指主观的不法还是客观的不法;一个是对“不法侵害”的认识系指主观的认识还是客观的认识。在以往对正当防卫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二者合二为一加以讨论,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本文中,笔者将二者分开进行探讨,主张在第一个问题上采取客观说,在第二个问题上采取带有客观性的主观说,试图为实践中对于“不法侵害”的认定提供更加明晰的依据。     

论共同侵权行为之“共同”——兼论《侵权责任法》第8条之规定

共同侵权行为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主流学说,不同的学说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标准持不同观点。主观说之"共同"在于"共同过错";客观说之"共同"在于"因果关系不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其"共同"在于"共同过错"。     

“之”的一种特殊用法——衬音助词

本文就“之”宇在古代汉语里用来凑足音节的衬音助词用法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清理，并加入己见。     

沈家本眼中的“情·法”结构与“情·法”关系——以《妇女离异律例偶笺》为对象的分析

《妇女离异律例偶笺》最能反映沈家本有关"情法"关系的原理。法律规定(规范)被他区分为"法"与"情"两部分,"情"包含在广义的"法"(法律规范)中。狭义的"法"是原则性,"情"是灵活性;"情"分为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情";主观之"情"的表述一般是"愿"与"不愿"(离异),客观之"情"为案件外在情节,一般指案内之"情",有时也指案外之"情";"理"有时被表述出来,有时可由分析而得,大多是妇女"从一而终"之类;沈家本更强调"情"的满足,对一味执法而不顾情的做法和倾向是反对的。     

《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论声乐表演中“情”与“声”的辩证关系

歌唱演员要具备一定创造力才能达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感情真挚,这种创造力能让歌者把歌曲有血有肉地、活生生地展现在听众面前。文章通过对具体歌曲的实践性研究和具体分析,探讨了如何运用以情带声,以及情与声在歌唱艺术表现中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庄子“心斋”说之比较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庄子“心斋”说有异有同。强调审美注意活动的无直接功利性特征与“自我”意识 ,注重主体的心理感受及其悟性 ,是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庄子“心斋”说的相同之处。而中西方不尽相同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则使两说呈现出不同点     

“你”听到了什么——《国王在听》的听觉书写与“语音独一性”的启示

人际听觉沟通中传递的声音与气息发自肺腑深处,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感性特征,是文学艺术研究应当特别关注的对象。卡尔维诺小说《国王在听》中的听觉书写,对应了声学家和符号学家总结的三种倾听模式——因果倾听、语义倾听与还原倾听。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这个故事,既有利于彰显听觉感知的模糊性,又有暗示每个读者都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用意。将倾听者设定为国王,乃是出于"居高听自远"的叙事策略——没有谁会比高高在上的国王更在意来自四面八方不利于己的响动。以屏蔽了具体语义的女子歌声来唤醒国王,则是为了突出"语音独一性"的魅力,作者此举被认为是颠覆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或曰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奠基石——迄今为止的研究只关注普遍的语音,而忽略了语音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简单事实。文学界虽然早就认识到"文学即人学",但在对具体人物的认识上仍未摆脱形而上学的偏见,虽然罗兰·巴特称语音为人的"分离的身体",但许多人还未深刻认识到具体的语音与语音后面的"活人"之间的联系。卡尔维诺揭示的"语音独一性",在中外叙事作品中都有形形色色的反映和流露。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天本”与“人本”——中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差异

中西方传统哲学有着不同的着眼点。西方哲人“仰天思索”。以茫茫宇宙为根本思考对象。由此形成两个基本的哲学派别：物本论与神本论。前者认为宇宙本源是物质实体。后者认为宇宙本源是精神实体。这两大派别的对立统一构成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线索。无论今人怎样“还原”西方哲学史，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西方古代没有人本哲学。     

浅析《庄子》中“合人于天”的思想

关于天人关系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中国哲学家有一特殊观点 ,即“天人合一” ,这是中国人生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在众多的哲人当中 ,庄子的天人关系思想是独具特色的 ,在《庄子》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他的“合人于天”的“天人合一”思想。     

《论主观》“公案”的理论解析——舒芜与胡风的思想比较

由舒芜引发的《论主观》“公案”实质上是一桩“学案”,其主要内容是舒芜与胡风的思想关联问题。因此,从哲学的层面阐明舒芜的“主观”内涵,进而分析和比较舒芜和胡风的思想资源、理路、实践、属性和渊源,有助于人们客观解析和评判这桩“公案”及其劫争。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道”之“一”的哲学思想——以上博楚竹书《凡物流形》为中心

在先秦道家思想中,“一”与“道”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道”之“一”的哲学思想在上博楚竹书《凡物流形》中体现得最为丰富。“一”是《凡物流形》的关键概念,贯通于形上、形下和宇宙、人事之中,是生成万物的本根和万物存在的根据,而“流形成体”则是生成万物的基本方式。在竹书中,天地万物的生成具有循环论特征,并同时具有泛神论色彩。《凡物流形》的政治哲学以君主、圣人为论述对象,以“察一”“得一”“守一”为工夫,这三种工夫都具有“修身”和“治邦家”的功效,其中“察一”是全篇的重点和关键点。竹书由此阐述了外求与内求两种途径,并以心论为关键。《凡物流形》与许多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材料有相似之处,受到了《老子》的影响,它无疑属于道家著作,但目前不足以断定其为黄老学派的作品。     

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从“哥白尼革命”的寓意所引发的思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与进俱进 ,以便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达到思想的统一。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 ,看似矛盾 ,实质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科学史上著名的“哥白尼革命” ,就是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典范 ,它对我们今天和今后更加深入的解放思想和更高层次的统一思想 ,有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多次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成功范例 ,都体现了科学的求实精神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人之存在的困顿与复杂——“理性”与“非理性”之解构

人存活于世,面临的困顿很多。人是充满理性和非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如何,二者的界限划分是清晰的吗?何为人的教育与发展?人的生命过程又与自然发生着怎样的关系?本期专题讨论着重围绕以上话题展开。我们认为,理性与非理性远不是那么界限分明,因为它们存在着自我解构的可能性,即存在着走向其反面的可能,它们甚至是可以相互过渡的。理性与非理性仅是两个不同的视角,而非两种不同的存在;通过对当代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人文教育与发展思想的研究中呈现出的从解释转向批判的研究取向,以及多元化视角的研究特点,指出了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为我们深化教育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思路;紧密结合当前"重返浪漫主义"的学术热点,对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生命理论进行深入观照,并运用当代生态批评的视角赋予该理论以现代生态内涵。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我们的生命存在进行理论探讨,目的是发现我们存在的意义、价值,破解人生的困顿。     

“执一”与“用中”——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道

从长远和整体的视角看,长期徘徊于姓"社"与姓"资"之争、长期陷入"计划"与"市场"之争、长期"折腾"和内耗于政治运动之中、长期滞留于政治挂帅的发展道路之中和以机构改革为中心的政府改革长期循环于"精简"与"膨胀"之中等五大因素,严重影响了1992年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有效抑制或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首要之道是坚守自1978年以来逐步凝聚起来的持续的、基本的"共识",也就是必须"执一",它们支撑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享信念体系"。在当下,坚守"共识"意义尤为重大:它是和平协商的基础、提振信心的源泉与促进和谐的黏合剂。其次要在坚守"共识"的前提下"用中"。"用中"的精髓在于"动态调整、权衡取舍",充分体现灵活性和宽容性。中国应将"用中"浸透到改革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之中,并在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中一点一滴的"增量"。而"增量"不仅仅体现在财富上,更重要的是显现于政策、规则与观念中。     

“心所同然”与“各有会心”——宋明以来诗学中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阐释方法摭谈

宋明以来文人对诗歌进行的主观性评点和鉴赏成为中国古代阐释学的一大景观。其主观性不仅表现为对诗人"心所同然"的知音式共赏,还表现为"各有会心"的个体性解读。究其原因,除了以"言不尽意"、"诗无达诂"和"六经注我"为代表的诗学阐释传统,还包括宋明理学、心学背景下,由"尚意"到"尚味"诗学精神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诠释"倾向。其后,在清代学者毁誉参半的评价体系下,古代诗歌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