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伦理视域中的伪善

伪善是一种无善心却有善行的行为样态,在本质上是良好的善品性与基于此做出的善行为之间的断裂,伪善行为并非必然是一种恶.伪善只存在于德性伦理中.以"善人"作为人性假设以及熟人社会为发生情境的德性伦理面对现实生活时必然会导致伪善的产生.探究合理的德性伦理建设之路是防治伪善的最佳良方:通过合理的社会道德建设、个人道德生活安排以及正确处理好德性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伪善现象必能得到有效解决.     

论“无人为恶”与动机善

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客观的道德评价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道德评价中对动机的评价占有重要地位。动机具有主观性、内隐性的特点。思想史上"无人为恶"的观念主要是基于动机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与自我评价。对动机的善恶评价还必须有社会评价;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和统一什么是善、善的标准等问题。善是善和善的事物的统一;善的标准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科学、准确地认识善和善恶评价标准,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人生社会阅历,在实践中我们就能对动机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对行为善恶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论道德的制度影响机制——基于制度伦理的分析

从道德动机、道德行为到稳定的道德习惯养成的过程虽然复杂但有迹可循.从制度伦理的角度考虑,制度对道德的影响存在具体的机制.正义制度可以降低个人及社会道德成本,形成乐善好德的风气,使社会管理变得简易、有效且人性化.制度的正义价值强化重复行善的意愿,利于形成善的道德习惯;相反,制度的非正义强化行恶的动机,进而推动恶的行为定型化、习惯化.同时,制度文化的熏陶是无形的,道德习得离不开制度文化的熏陶.若制度沿着良性的轨迹发展,相应道德演变也处于良性的循环当中,形成合理的路径依赖,使人们在道德的利他中通向利已;但若制度演化形成反向的路径依赖,则易于陷入恶性循环的轨道.     

论道德的制度影响机制——基于制度伦理的分析

从道德动机、道德行为到稳定的道德习惯养成的过程虽然复杂但有迹可循.从制度伦理的角度考虑,制度对道德的影响存在具体的机制.正义制度可以降低个人及社会道德成本,形成乐善好德的风气,使社会管理变得简易、有效且人性化.制度的正义价值强化重复行善的意愿,利于形成善的道德习惯;相反,制度的非正义强化行恶的动机,进而推动恶的行为定型化、习惯化.同时,制度文化的熏陶是无形的,道德习得离不开制度文化的熏陶.若制度沿着良性的轨迹发展,相应道德演变也处于良性的循环当中,形成合理的路径依赖,使人们在道德的利他中通向利已;但若制度演化形成反向的路径依赖,则易于陷入恶性循环的轨道.     

儒道之间:陶渊明的价值观初探

在儒道核心视域中对"善"与"恶"的考察,构成陶渊明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陶渊明对于"善""恶"内涵的理解,不仅仅体现于经验、名言之分,更是深入到实质层面上;从"善"与"恶"的关系看,陶渊明重视的并非"善""恶"之形式,而是"善""恶"之实质;陶渊明价值观的核心在于,承认真正的"道德"之"善",而否定非"道德"之"恶",并在"道德"视域下,以他的"善""恶"标准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论平庸之恶及其现代表征

恶有诸多种表现形式,相对于有邪恶动机和主观故意的恶,平庸之恶是指个人因无主见、盲从而导致的对他人和社会的损害,是一种因麻木、冷漠而导致的无明显作恶动机的恶。从人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平庸之恶具有某种终极性,它是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的一种恶。与其他的恶相比,平庸之恶有三个基本特征。平庸之恶是一种个人无思想之恶;平庸之恶往往隐匿于群体性之恶中;平庸之恶是一种会造成较大甚至巨大损害的恶。在现代社会,平庸之恶一般存在于科层制管理、社会公共生活、网络社会中,体现为制度异化、道德冷漠、网络暴力等问题。尽管个人在平庸之恶中没有明确的作恶动机,但无论从动机论还是从效果论的角度看,他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否则对于受害者、对于能坚守良知与正义的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     

道德起源目的论

道德与法一样,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对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和恶;就其结果来说,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社会的崩溃）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净余额为善的恶,因而是必要的恶。于是,道德的起源与目的只能是他律的。道德起源于道德之外的他物：经济和科教;目的在于保障道德之外的他物：经济和科教的存在发展。     

信任中的伪善及消解

伪善是表面上善而实际上恶的行为样态,其典型特征是主体的外在行为与内在善心的分离,以虚假的善行来获得实际的利益。信任必然产生于两个相互交往的主体中,从理性的角度而言,需要考察人的道德品质、实践能力和社会环境,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但由于信任始终是主观性的,而信任关系中的要素则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信任存在一定的风险。在现代理性社会的复杂交往关系中,信任中的伪善就体现为,信任的前提需要外在的条件,信任的过程是主观的善和实践的恶并存,信任的结果则亦善亦恶。伪善问题的解决则需要正确地理解信任的本意,在理性的判断下,发挥情感的作用,运用社会规范来共同创建真正的信任关系。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道德的经济学分析

一、什么是“道德”何为道德 ?比较权威的定义是 :“道德是评价人们行为的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此定义的缺陷一是可能会导致循环定义 ,因为“道德与不道德”往往又是人们判断“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的主要依据 ;二是由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比较模糊 ,因此这一定义难以使人明确究竟什么是“道德”和什么是“不道德”。有人指出 :“道德是利他的美德 ,比如奉献、牺牲、助人等等” ,而欺骗、“宰人”、违约等损人利己的举动则是“不道德”的② ,这种…     

发展伦理与道德代价

发展伦理学主要是以发展善,或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应用性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因而,发展伦理学在研究发展善的过程中,必然也要研究发展恶的问题。而发展恶在发展伦理学的视野里,无疑就是社会发展中的道德代价。要对发展善与发展恶有一个深入认识,还应当引入绝对道德价值与相对道德价值之范畴。     

从道德泛化到道德虚无的异变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的特征。“人性本善”的假设使儒者只知“仁以扬善”,而不知“智以驭恶”。传统伦理文化在处理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言与行的关系上往往未能起到促进“善”的作用。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断裂,面临重建的重任。     

从人性论看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批判——基于与苟子性恶伦理思想比较的另一种解读

黑格尔关于人性恶的伦理思想,在思辨中克服了或善或恶的二律悖反的思维模式,统一于道德主体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发展之中,其实质是抑恶扬善,是实现人之至善道德目的过程中的方式和手段,是善自身辩证中的否定因素。恶,作为伦理精神,贯穿于黑格尔伦理思想体系的始终,奠定了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并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某些相通之处。     

伦理精神运动中的良心与伪善

黑格尔的伦理精神遵循从伦理实体到道德主体的辩证运动,道德世界是伦理精神的运动历程之一.道德世界中的良心是直接确定性的精神,它以其直接性消弭了道德世界中的对立与混乱,进而达到与普遍道德意识的直接等同.但是由于良心维护自己的纯洁性而害怕行动的方式使它成了静观的优美灵魂,知与行分裂的静观优美灵魂导致了伪善;同时在伦理精神的自为状态下,出自良心自身的行为具有特殊性,但它又坚持自身是与普遍物相一致的,也导致了伪善.     

慈善文化的多层性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作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动力,慈善文化以慈善动机、慈善价值观及其外化的慈善行为为主要形式,通过改变旧慈善观、传播并巩固新慈善观,实现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目前,慈善文化领域存在着多层性问题,即伪善——慈善作为手段、下善——慈善作为目的、上善——慈善作为义务、至善——慈善作为利他与利己的统一。为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魂,规制伪善,反对下善,主张上善,倡导至善,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文化。在整体引领上,要以崇德向善为价值导向,使慈善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始终保持一致。在分层引领上,对于伪善与下善,要始终坚持法治精神,并对慈善政策进行道德评估;对于上善与至善,要始终坚持共享精神。     

论康德的“善恶”观

康德的善、恶范畴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它来自道德律令,对道德律令的服从就是善,对道德律令的违反就是恶,所以,康德的伦理学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康德的善恶观贯穿于其社会历史观始终,认为恶推动历史发展,善对恶的斗争是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前提;康德善恶观的意义在于把历史进程的关键由个体移到族类,由主观的意识推到客观的天意。     

道德权利如何为正当的权利体系奠基

让法律权利趋向道德权利的正当性,并以此明确权利的道德性,是建构具有普遍伦理本质的权利体系的基础环节.道德权利没有使人走向道德善的功能,却是禁止道德恶产生的工具,因为它是人们追求利益的自由,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公权力的界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异质性的存在,两者应当保持界限.道德权利对法律权利的价值范导以及它与法律权利的互释及其相对界划,使其发挥着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权利体系奠基的功能.在当今中国,道德权利的现实语境应为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的私权,此之为一种公共秩序意义上的正当,即一种人权.     

政治伦理研究的新开拓--评吴祖明、王凤鹤主编的《中国行政道德论纲》

吴祖明、王凤鹤同志主持撰写的专著《中国行政道德论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于２００１年９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读此书，感触良深，受益匪浅。一、政治伦理建设是以德治国的重要内容善与恶是中国道德伦理中两个基本的概念。善有至善，恶致极恶，证之于人于事，史不绝书。“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①法治的功能重在外向他律，运用法律手段调控社会行为，具有强制性和威慑力。法治以刑罚为要务，是以惩恶。德治的功能则重在主体的内在性自…     

人性的善与恶--对《红字》中主要人物的分析与评价

本文通过对<红字>中四个主要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来探讨人性的善与恶和道德准则问题.从齐灵窝斯、丁梅斯代尔、海丝特·白兰直至珠儿,人的灵魂一步步由"堕落"、忏悔、彻悟发展到精神的自觉.<红字>超越了人物性格中"善"与"恶"绝对对立的传统观念.善与恶这对标准不能概括人的丰富的行为和心理.同时,善与恶的评价标准本身又有着历史的局限.其实,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在介于善与恶之间的道德标准上得到评价的.     

从制度伦理视界看制度与伦理的一致性

20世纪后期,学者们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滑坡”现象,开始致力于制度与伦理的关系研究,提出了制度伦理概念,主要的目的是实现制度与伦理的交叉与融合。在制度伦理的具体涵义界定方面,伦理中心说、制度中心说与二元结构说三种学术观点并存,但三者并未在制度与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给予阐述。从制度伦理视界看,制度与伦理的价值基础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调整利益为自身的责任;从认识论视角来审视制度与伦理的关系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它们之间的现实连接桥梁,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它们共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