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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实验室来了一位周身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姑娘。她细心踏实,虚心好学,尊重他人,助人为乐。她的出现使原来单调的工作充满了乐趣。病中我去看望她,她待我如上宾。归途愉快的回忆竟不知不觉走错了路。啊,那是一个多么愉快的春天。夏天。出差千里之外,她的倩影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意识到:我爱上了那姑娘。我的妻子从未在我的心灵上产生过如此神奇的力量。我们没有经历过真诚的友谊、热烈的恋爱,而于“革命化”岁月结合在一起,婚后共同的生活犹如把两杯水合在一起那样平凡。但十多年来,我们决不同于那种水火不相容的夫妻,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不可能拆散这个家,我也不忍心伤害忠厚善良的妻子。我决定和那位姑娘之间保持最一般的同事关系。从此,她主动帮助我干活,我淡淡地拒绝了;她帮我打来午饭,我没有吃,而泡了一包方便面条;她要帮我抄稿子,我冷冷地说:“不用了”。我不敢看她委屈的眼睛,我恨自己的虚伪,也冲击着她,冲击着含苞欲开的友谊之花。秋天。天真纯洁的姑娘自以为做错了什么事,工作更主动、待我更热情了,越对她冷淡,越感到她善良,可爱,可我必需对自己妻子和儿子负责。原想深埋自己的感情,作为一个人的秘密,但看来不能自然平息于内心了。我终于向她讲了一切。她一言不发,两颗大大的泪珠从眼里滚了出来。自然融洽的关系从此不见了。她的眼神是嫌弃、鄙视、还是怨恨,我多次窥探,始终未能弄清楚,永远也难以弄明白,因为,不久她就调走了。嗳,秋风瑟瑟,瑟瑟秋风。我常想,我的做法对不对呢?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保存了一个家庭,保护了一个年轻姑娘的未来和幸福,获得了心灵永久的安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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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位“大姑娘”的独白》,浮想联翩。一位姑娘从她自己的感情出发,用笔和纸,吐露了她的心声。粗看,这不是一篇社会学文章。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研究的社会现象。所谓“大姑娘”,是指年近三十、或已逾三十尚未成婚的妇女。本来,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独身男女,但毕竟为数极少;而我们现在不少单位都有那么儿位“大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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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学习与探索》以真诚的理论家的良智召唤着作者,感染着读者,在北方、在中国,都显示了她特有的精神魅力。对这一切,我是有深深的依恋之情的。然而,赞美之辞不必多说,因为她的作品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曾受过最高的关注;感激的话也不能多说,因为我至今也没有能够献出上乘之作。所以,今天的正事,仍然是再学习、再探索。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列宁曾明确地讲,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它没有定型,也不可能定型。而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运行了70年后,邓小平又斩钉截铁地断言,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当然,这里的“不定型”、“不清楚”并不是指它的最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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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杜×和狄××(即《二十年“疯女”之谜》中的“屠勇和田珍珠”)的大女儿,今年二十三岁。长期以来,在许多外人无法见到的家庭环境中,我很清楚地了解我们家庭中出现的各种事情和母亲发病的一些情况。母亲第一次入院时我还没有诞生;她第二次入院,我还是个只会啼哭的婴儿。这两次的情况我都无法描述。母亲第三次入院时,我已是个十二岁的姑娘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痛苦的事实。有谁愿意自己的母亲是精神病患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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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当时《学习与探索》正处于困难的境地,恰好我有一篇题目为《论封建结构振荡与自救方法的失败》的文章在编辑部。这篇文章因为它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封建结构,我内心很怕它发表后会给杂志带来新的麻烦,所以想把它要回来,暂时不发表。可是我又有点犹豫,因为《学习与探索》一直很支持自己的研究工作,现在他们遇到了困难,本应该给他们支持和关怀,把文章要回来,是不是会产生误会,认为在困难的时候拆台,把好意误解为是一种“落井下石”的行为。我当时的处境也不妙,一些好心的朋友劝我,还是正正经经地搞点学问,不要再去搞那些“奇谈怪论”了。我很矛眉,十分犹豫,不知该不该将那篇文章要回来。正在我感到左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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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写贾母因贾赦要强娶鸳鸯而“气得浑身打颤”,一肚子火发在正巧在旁的王夫人身上。王夫人与此事并无关联,贾母无端怪她,话说得又重,又是当着众人的面,她在众人之中又是地位最高的,自然很没有面子。及至探春提醒:“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贾母这才发现,错怪了王夫人。不但伤了王夫人的面子,对于“一贯英明”的自己而言,也是没有面子的。于是便先对薛姨妈(王夫人之妹)说:“可是我老糊涂了”,算是认错;又说:“你这个姐姐,他极孝顺”,实则进一步认错;又批评宝玉(王夫人之子)说:“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醒)我,看着你娘受委屈了”,这就已带赔礼性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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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赵琳的感觉一直是《生活》、《别了,温哥华》里的,沉静、内敛,甚至有点过分低调,真的采访时聊起来又感觉出入挺大。与赵琳随便地聊天,快乐地跑题,我偶尔表达不太清楚的提问,她会很宽容委婉地商量:“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倒是她在照顾我的情绪。有时她还会哈哈大笑,不是印象中应该属于她的那种莞尔的笑。虽然还是很天然,但整个人变得飞扬起来了,很明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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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惊讶我发表的两篇文章(《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有没有可以代替代议制民主的其他方案?》)引起那么广泛的讨论.在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中,意见分歧多于一致.我之所以直截了当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因为很不满意我国大学中盛行的那种玩票式的马克思主义.我不能理解,根据马克思关于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而且还没有巩固和证明其有生存能力的巴黎公社的一些零星看法,怎么就能够找到关于一个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的深刻看法.今天,摆在欧洲左派面前的问题,肯定不是要去更确切地理解马克思说过的东西,而是要努力研究如何创立一个既有效率又非压迫性的国家机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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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界有秋瑾生年为一八七八年之传。究其渊源之一,起因于一九八○年发表在《人物》杂志的《王炎华谈她的外祖母秋瑾》和发表在《浙江日报》的《秋瑾生年又一说》这两篇文章。因秋瑾的外孙女王炎华说:“我外祖母是属虎的,比她妹妹秋珵大两岁,照生肖推算,秋瑾生于一八七八年。”缘此说与历来秋氏记载迥异,所以于一九八一年暑假,我专程去沪查讯,向表姊王炎华讯问先祖姑母秋瑾诞生于一八七八年之说有何依据?王炎华说,“是姨妈(即王慰慈老人)对我说的。”因此我又到姑母王慰慈那里讯问,她老人家说没有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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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 guo Nin,Nga huo Nin!”(注:沪音外国人”)这是一个外国人到了上海最先学会的一句方言。这句话不仅是他们语言接触的开始,而且更是他们对另一种文化环境了解的开始。这句简单的话却反映出中国人强调集体形象和内外差别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人,但又必须学习如何做一个在上海的“外国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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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严寒的日子里》是丁玲继《母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写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迄今尚未完书,然而,它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创作历程。丁玲曾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又说:“这本书从刚解放时开始写的,已经二三十年了。”一九五四年,此书便开始写作,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曾刊出这部小说的八节,约三万多字。而一九五七年后,作者蒙罹不公平的待遇,不可能正常进行创作。但下放到北大荒的年月,她又拿起笔来,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算陆续写了十二万多字。不料,一场浩劫,这十二万多字的原稿终于下落不明。事情的原委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要拿走它,丁玲哀求说:“这是我的命,什么都可以拿走,要我的命也可以,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拿。”后来,她又请一位熟人代为保藏。可不久,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