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

本文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所以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除由于他们本身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缺点外,当时共和制度和共和政治的非资本主义倾向,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没有成为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过程中的心理和表现,反映出本世纪中国历史的某些重要特点,也包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曲折。     

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

唐绍仪集团多数生长在沿海，接触洋务较早，在洋务方面有不少贡献。唐绍仪本人，留学美国，与袁世凯为密友，曾担任总理。后与袁政见不同，转而拥护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后又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唐绍仪一生多变．很值得认真研究。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兼论护国运动的性质

近年来,有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看作“是搞糟了”,认为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的重要原因;把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说成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

关于孙中山民元四月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到宋案爆发一年内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学术界早有定论,认为孙中山一年的奋斗其实就是幻想,甚至还犯有与袁世凯会谈的错误。笔者认为,孙中山在这一年的奋斗以民生主义为主导,对民初政局、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认识没有幻想,没有错误,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正常行为,在民初共和时局面前,政治家的相互妥协既正常又符合民主法则。随着时局的转换,孙中山及时修正或更改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从主要民生主义的奋斗转换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奋斗。     

孙中山对民元让位的总结与检讨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让于北洋军阀头子、辛亥革命的凶恶敌人袁世凯,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孙中山这一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呢?孙中山本人在他以后的革命历程中经常回顾、总结,并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恳切检讨。然因历史的局限,孙中山对民元让位的总结,经过了一个由错误到简单再到科学的过程。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与孙中山、黄兴相比较,他不同于“实行家”和武装起义领导者黄兴,是积极的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也有异于革命“三民主义”的缔创者孙中山,是当时有名的“二民主义者”。当袁世凯窃取政权,孙、黄下野以后,他企图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来拯救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失败了。本文拟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些粗浅的介绍和探讨,这对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性,也许是有益的。     

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思想再评价

几乎所有研究孙中山生平与思想的论著都认为,孙中山提出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中的“政治革命”,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革命”,指的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合并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去完成,因此犯了“左倾”一次革命论的错误。但笔者以为,上述观点有待商榷。何谓“政治革命”,1906年孙中山在《民     

关于孙中山让位的两个问题

关于孙中山让位的问题,研究者多侧重于让位的利弊得失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诸方面,而针对孙中山个人思想活动的具体论述尚不多。本文拟将孙中山置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反清革命的主体之内,着重分析其个人对于让位的态度及动机,并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归国前孙中山是否接受了举袁方针?二,孙中山让位的主观动机何在?1 长期以来,关于孙中山让位的原因,论者在强调“非袁莫属”社会环境决定论的前提下,多认为孙中山主观上并不反对“如袁反正即可举为民国总统”的方针,或认为这一方针是孙中山早在归国前后就制订了的,或认为这一方针虽不为孙中     

矢诚维大局——民初黄兴心态一说

评价民初黄兴的思想与实践,众说纷纭。或说:黄“日见右倾”、向袁世凯“妥协”;或曰:说黄妥协退让是“冤枉”、妥协值得“研究和商榷”——“不放弃原则的、从政治现实出发的妥协,并非不革命,而且有时是必要的。”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把黄兴搁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研究,因而无法对黄兴矢诚维护民初政局、携手与袁世凯协作的主动动机和表现作出完满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对黄兴的潜意识层作由内向外的逆向考察,分析他主动、摅诚与袁世凯携手协作的心理归因,揭示支配其协作行为的稳定与复杂的思想动机,以阐明黄兴民初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脉络及其对中国民主革命建设所作的贡献。     

黄兴与1913年南京反袁独立

1913年6至8月,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史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国民党称之为“二次革命”。 1913年3月,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同年4月,袁世凯又与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旨在消灭国民党的内战。对于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武力进行反击,奈因党内意见分歧,迟至这年6月,当袁世凯悍然罢免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6月9日)、广东都督胡汉民(6月14日)及安徽都督柏文蔚(6月30日),并派兵南下时,始起兵讨袁。7月工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独立,18日陈炯明在广东独立,随后陈其美在上海进攻江南制造局,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熊克武在重庆,也先后率部分军队独立,兴师讨袁。在各地独立中,以李烈钧领导的江西独立和以黄     

孙中山在张振武舆论风潮中的失误及其影响

民初的张振武案所引发的反袁舆论风潮曾喧嚣一时,但终未能使袁世凯、黎元洪等受到约法的制裁,这与反袁舆论阵线的迅即瓦解有关。面对强大的舆论风潮,袁世凯采取了分化策略,使同盟会分化为稳健与激进两派,其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被其表面行为所蒙蔽,采取保袁反黎的错误立场,对民主共和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

<正>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日益露骨的反对民主革命的勾当,他的随机应变并妄图“左右天下”的阴谋权术,他和进步党投靠袁世凯并被袁世凯遗弃的可耻命运,以及后来从拥袁转向反袁,都不是他个人流质多变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全部言行进退,不过是把他推向历史前台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意愿的反映。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的“八字方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虽然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但由于他与封建主义深厚的血缘关系,“忠君之念”却“久而愈挚”,甘愿“冒白刃之危”,拚死保皇,破坏革命。武昌起义后的月余时间内,清王朝在死亡中挣扎。身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不能一瞑不视”,决心“躬赴前敌”,准备乘南北局势混乱之机,北上大连、奉天,企图利用袁世凯尚未控制     

孙中山史实订误一则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枪伤,两天后去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宋案”。事件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立即归国。主张兴兵讨袁。但是关于孙中山归国日期,许多著作的记述都是错误的。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为3月26日(下册458页);     

孙中山对“宋案”处置态度演变蠡测

辛亥革命史众多史论史著,几乎一致认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随即身亡一案发生后,孙中山即敏锐地看出,袁世凯是杀害宋教仁的主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提出“联日”、“速战”,主张先发制人,迅速展开斗争.经仔细爬梳,特别是对新近在国内外发现的有关史料的考订,我们认为,这是把孙中山对如此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与处置态度过于简单化了,不合史实.要知,孙中山处置“宋案”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它不可能不受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干扰与影响,随着这种那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与强弱,他的态度不可能没有变化.本文拟对这一演变过程作一蠡测,试图从一个侧面“寻找真实的孙中山”,“寻找对孙中山的新的理解”.     

袁世凯称帝的心理悲剧

1916年袁世凯制造的"洪宪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丑剧,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袁世凯称帝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酝酿所造成的,观察其帝制自为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称帝跟列强的怂恿,个人的迷信思想、权利欲望,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断割的联系。这些因素对袁世凯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促使他丢掉"共和"的面具,无所顾忌的恢复帝制,造成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失败。     

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兼论孙中山、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

黄兴对国内政敌袁世凯的战略决定了他的对日策略。坚决反袁时 ,即利用日本与袁世凯的矛盾 ,积极争取日本对其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不急于反袁或不反袁时 ,则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而日本亦是根据各时期或各事件中的对袁政策如何 ,决定对黄政策。需要与袁改善关系或保持一定关系时 ,即不支持黄兴反袁 ;需要反袁时 ,则利用黄兴 ,并给予一定的援助。双方在采取针对对方的政策和策略时都是以各自对袁的战略与策略为前提。这是辛亥革命以来黄兴与日本关系的一种规律。而孙中山始终把反袁的革命任务放在革命战略的首位。因此 ,他始终争取日本对反袁斗争的支持和援助 ,孙黄对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于对袁战略的差异。     

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思想探析

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内在驱动力,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基于私人资本盲目逐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认识,孙中山提出必须节制私人资本.而欲利用资本以实现“利国福民”,孙中山提出还必须发达“国家资本”.他提出解决发达“国家资本”的资金筹集、人才技术和产业选择的设想与方案;主张“发达国家”必须解决其“耗费而乏效能”问题;还提出发达“国家资本”目的是“利归于民”;而要做到“利归于民”,又“必民权主义实施”.     

"待罪"的观念意义 --后战国时代的官僚意识之分析

后战国时代是官僚意识初步形成的时期。所谓官僚意识也就是“罪臣意识”。在皇权帝制社会,“编户齐民”造成了民众对国家的依附,“戴罪之身”造成了官僚对朝廷的依附,这事实上成为同一个人身奴役过程。“待罪”意识作为一般性的官僚意识,本质上恰恰是对皇权主义的直接呈现。官僚“待罪”意识首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政治现实,其次才是一种人为塑造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