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共和观及其传承价值

在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现代中国,恢复国学的可行途径之一即是将儒学的传统理念参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在政治架构中,中国古典共和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家族法传统和双主体法权。以这两种传统为代表的共和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国古典共和观的传承价值在于:家长制指导下的精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修正;政治在社会的范畴中以一种教化的形式作用于人民并让共同体成员自愿服从;家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传统、善的政治观、国家社会个人的连续性,这些中国古典共和思想的本质理论都能够继续为现代的制度设计发挥作用。     

预算审议:公共财政的制度根基

现代国家的公共财政目标,内在统一了宪政所涵括的民主理念和法治要求,其实现对规制国家行为和保障公民权利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公共财政制度基础的预算审议,不仅是民主财政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是现代国家走向宪政民主的试金石.根据立宪主义的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完善预算审议制度,从国家制度层面应重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地方治理层面,以地方财政改革出现的参与式预算为契机,构建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程序机制;从公民权利的视角,则应逐步推进预算公开,落实公民对政府预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两种审美主义变体及其互渗特征

审美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不可或缺的一副颜面,其双重源头即日常式审美主义和思辨式审美主义。周作人和宗白华两人可以分别视为两种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中国审美主义带着中国语境的深深印记,实际上呈现为两种变体——精英审美主义和市民审美主义。这两种审美主义变体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而存在独特的互渗性关联,构成了中国现代审美主义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     

明代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及启示

明代财政制度的演变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存在同步关系。明朝初期,财政制度有效运转促成了强大治理能力的形成;到了明代中期,财政制度的瓶颈开始出现,国家治理开始失灵;到了明代后期,财政危机持续,人民赋役负担进一步加重,中央集权体制无法维系,国家治理全面失控,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以史为镜,从历史与现代的多线思维解剖明代治国理财的精髓与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国财政与国家治理的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为突破口,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增进效率、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财政预算与现代国家建构研究评述

西方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很多是从税收法定、公共预算开始的,但中国预算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印证这一点。财政社会学者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出发,向世人阐释了税收制度、财政制度对于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但后起国家的发展常识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现代国家建构的完成,现代意义的财政预算制度才是可行的。我国学者目前在财政预算与国家建构和国家建设这两个关系维度上均展开了研究,其成绩与困惑值得我们深刻总结与反思。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现代财政制度——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财政作为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个方面。其核心要义在于,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体系;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的原则,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遵循划分事权、以支定收的思路,构建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论合理怀疑的本性及其在认识两极间的张力

怀疑,是人类的重要本性之一,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怀疑却往往缺乏正确的认识,更没有形成合理的怀疑思维.在人类认识史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两个极端,似乎成为人类认识不可克服的顽症,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循环也似乎成为人类认识永远难以走出的“怪圈”,而究其认识论根源,不能说不在于怀疑思维的缺乏或怀疑的不合理.现代认识和实践要走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怪圈”,首先必须构建一种合理的怀疑.合理怀疑在人类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两极之间构成了必要的张力.     

精英吸纳机制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衰——以法国大革命前的捐官制度为中心

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研究中十分强调贵族统治者在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作用，而波旁王朝捐官制度的发展变迁，能够从精英吸纳的角度，更充分地展现绝对主义国家兴衰的过程和原因。由于兼具精英吸纳和财政金融两种功能，捐官制度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遏制了传统土地财富所有者向新兴资本家的转化，还将新商业财富的所有者逐渐改造为团结在绝对君主身边的新贵族群体。然而，连续几十年的王朝战争透支了捐官制度在调控国民财富上的能力，开始出现社会越来越富、政府和统治阶级越来越穷的现象。捐官制度逐渐退化为小吏敛财的保护伞，以及贵族自我标榜、自我封闭的工具，彻底丧失了它在精英吸纳上的作用。在支持和煽动第三等级的过程中，捐官贵族逐渐暴露了自身的脆弱性，致使君主立宪改革演变成了激烈的民主革命，给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带来了致命的一击。     

论17世纪初英国乡绅的地方认同

地方自治在英国有久远的传统,自治铸就了英国中央与地方纵向分权的政治结构,赋予了近代早期乡绅浓厚的地方认同感。在乡绅心目中,地方利益常常重于国家利益,地方政治比国家政治更有魅力。因此,17世纪初英国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加强势必引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对决,正是与绝对主义的对抗,地方乡绅的国家政治意识日益加强。英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肇始于绝对主义趋势和地方乡绅自治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     

朝鲜财政金融制度的特点及发展展望

朝鲜的财政是执行国家经济计划的工具，具有地方预算被包括在国家预算之内等特点；金融制度具有附属于财政制度、金融机构主要以银行为中心组成等特点。金正恩执政后，虽然为扩大财政收入规模和提高银行储蓄率做了部分调整，但未对财政金融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阻碍企业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利于“货币循环结构”和“根据元的统制”。展望未来，朝鲜财政金融制度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坚持现有财政金融制度的框架下，做局部调整，但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种是导入市场调节机制，建立以价格信号为导向的现代财政金融制度，这很可能成为必然，因为这才有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政治基础及其在中央政府层面的表现

居于政治权力的绝对集中和绝对分散之间的相对集权在现代国家具有合理性,相关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为此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据。在考证相对集权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之后,以人事权和立法权为主线,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概括为相对集权,并将其看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形成的政治基础。受相对集权的影响,当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只是选择性地将财政权力下放给了地方政府,这从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改革时期中央政府所拥有的财政权力可窥见一斑。     

兼容并蓄的精密司法——日本“混合主义”刑事审判理念解读

日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混合主义”理念和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制度安排,在一审前、一审和一审后程序中均有两种因素结合的体现。但在实践中当事人主义因素却被还原为了职权主义因素。在制度设计中,两种因素如何配置,模式不是单一的。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完善中,应着眼于文化和制度传承进行更审慎的选择。     

有效性: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基础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意识形态、宪政制度和有效性 ;现代政治权力在强调宪政制度作为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有效性在自身的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宪政主义 ,还是在新兴民主化国家 ,有效性都对现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 ,一般来说 ,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大致的正相关联。     

破产制度之债务执行基础分析

破产制度产生以前的债务执行制度 ,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的绝对保护 ;破产制度产生后 ,转向另一种价值取向 ,即在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 ,追求债权人之间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益的均衡 ;现代破产制度 ,价值构成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债权人利益、债务人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均衡的三维结构。因此 ,我国正在修订的破产法 ,应采纳一般破产主义原则     

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化目标、社会化补偿机制和原理

全球持续性、常态化抗疫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个人家庭生活成本、国家治理政治成本和总体性社会成本议题，成为各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核心议题。现代社会带来的广泛多样深刻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合法性，催生社会政策、社会立法与社会福利法治化，其实质是建立以社会收入再分配、社会化福利性社会服务和社会补偿功能为主的现代财政制度。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现代社会生活秩序，国家干预与社会政策框架，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社会补偿与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普遍选择的社会福利制度范式，反映现代民主政治、财政与社会福利制度普遍规律。     

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变迁分析

财政公共有三个基本规定 ,人类历史上经过四种财政制度的演变与传承。公共财政是一种财政制度 ,是民主财政 ;公共财政的生成与现代民主政治体制 ,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 ,它们互为前提 ,互相促进 ;财政民主是通过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政府预算制度实现的 ;预算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政府财政活动的机制 ,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现代经济社会政府配置资源的机制 ,作为公共管理体制的一部分是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 ;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就是要按照财政民主的要求重建政府预算制度 ,它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我国地方税体系完善优化研究——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题中之义,其关键在于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现代财政制度视角下的地方税体系,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内容:政府间财政分权规范;税收权限配置合理;地方财政主体地位明确;地方主体税种稳定等。对地方税体系进行优化,是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逻辑。健全的地方税体系,本质上在于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利益:即明确界定地方税体系的内涵;明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规范转移支付制度;赋予地方适度财政自主权;赋予地方限度税收立法权;确立财产税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等。但在现阶段,地方税体系建设不宜理想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与财政实践。既要着手解决中央与省级地方的财政分权,又要稳妥处理省级及以下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且,要维护中央的财政权威,对各级财政关系的调整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