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 ,说明他能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他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具有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 ,即也是“道之文” ,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体现 ,同时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 ,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 ,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 ,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 ,是人的感情的形象表现 ,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审美的艺术品。刘勰和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 ,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试图寻找和探讨艺术文学 ,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 ,所以 ,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 ,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 ,是不正确的     

中国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中国传统文学观主要有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这两种文学观在西方现代文学观的强烈冲击下，仍然得以延续。阮元的纯文学观、章太炎的杂文学观、刘师培的纯文学观与杂文学观都与传统的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密不可分，可谓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与钱锺书的文学观

钱锺书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不满,而以当时为主流学界所歧视的"词章之学"即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当中。钱锺书主张从功用及效果方面定义文学,认为文学特征有二,即动人与美感。文学史应该客观论述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而文学批评则当揭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中国文学没有西方式的统一的"文学"概念,只有分体的观念。中国文学有严格的文体界限,注重从形式风格方面横向辨别各种文体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同时也重视从题材内容方面纵向衡定各种文体及同一文体内部各作品的价值高低。与胡适的文学史论述不同,钱锺书认为宋以前文学史只有雅言文学传统,而宋以后才有雅言、俗语两个文学传统。其文学观在当时独树一帜,在今天仍有参考意义。     

"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泛文学概念,它包括美文学和学术文章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文"的本义是"错画"、纹理,汉字都符合"错画"、纹理的特征,因而汉文字著作都可称"文"。正如清人章炳麟所概括:"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趁彰为准。"即衡量"文学"的特征是"文字",而不是"趁彰"——"文采"或"美"。与此相对照,西方"文学"更多地是指以"美"为特征的文字著作,或以"艺术"为特征的语言文字作品。这种"美"的"艺术"特征,或指"形象",或指"情感",或指"形式",或指"虚构"。中国古代文论诚然不乏对文学样式的"形象"、"情感"、"形式"、"虚构"等属性的分析,但从未把它们作为一般文学作品的必备特征来强调。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     

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之一

文学是艺术的基本样式之一。它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因此,通常人们称文学为语言艺术。“文学”一词在我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与现代美学中专指语言艺术的概念并不相同。在先秦对代,“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即将现代所说的文学,哲学、历史等等都囊括在“文学”之中。至两汉,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有文采的、富于艺术性的作品为“文”或“文章”,而把学术著作叫做“学”或“文学”——这     

一部具有学术创新性的说文学史专著──评黎千驹《说文学专题研究》

"说文学"与"尔雅学"、"广韵学"鼎足而三,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中的显学,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说文学"再度繁荣和辉煌,相关专著近百种,研究视域不断扩展创新:从《说文》总体研究、部首研究、六书研究、声韵研究、词义研究、注疏研究拓展到《说文》与古文字研究、《说文》方法论研究、《说文》的文化学视角研究等,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的进展;在"说文学"资料汇编方面,董莲池主编《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网古罗今、嘉惠学林;在"说文学"学术研究史方面,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体系完备、论述简赅;而黎千驹先生的《说文学专题研究》则是一部贯通古今、史论结合的力作。     

文学形象论——兼论文学的隐秀、性命与物化

文学的"形象"概念可以从语言自身的历史演变中得到论说。首先,"形象"是从具有潜能的质料"象"到被赋予现实形式的"形"的转化,这实际就是文学的"隐秀论"。其次,"形象"具有从未始有区分的天命化的自然之道向具有区分的性情化的人伦之道的演进,这可谓文学的"性命论"。最后,"形象"具有从主体化的作者情意到客体化的作品形式的生成过程,这就是文学的"物化论"。从"隐秀"、"性命"和"物化"三个层次解说"形象",可以更有效地诠释文学自身的复杂意蕴,可以更好地揭示形象论在中国文学和文论传统中并未得到重视而在当代文论中却成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关键词的原因所在。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在研究方法上,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而应当着重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变迁中的衔接点（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并注意其在语境中的涵义。从魏晋到中唐,文学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文”与“非文”,判断标准落实在“为文法式”,集中在“声”与“形”,即声律和对偶。自中唐到南宋,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区分伟大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也就是从“文学是什么”转移到“文学应是什么”,具体落实在“文道合一”,此关乎文学的崇高。元代以下,又析出“诗”与“文”的区别,形成中国的“纯文学”概念。17世纪欧洲传教士首先将“文学”对译“literature”,影响到日本以“文学”对译19世纪中叶以下的“literature”概念,反过来又在中国广泛传播。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具有两大“异彩”。通过对旧有理论命题的“激活”,进一步重新思考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是更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红楼梦》是过时落后的文学吗?——论残雪对《红楼梦》的偏见及其文学观

残雪将她的所谓切入"核心"与"本质"的"新实验文学"("纯文学")置于文学生态建构的金字塔顶端,视为最伟大、最先进、唯我独尊的文学形态。在此标准下,她认为《红楼梦》不符合她的文学价值标准,因此视之为"过时"的"人的幼年的文学"。残雪在卡夫卡、博尔赫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坐标下,贬低或否定了《红楼梦》的作为一部人类伟大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残雪对《红楼梦》缺陷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她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方式,没有将《红楼梦》所代表的文学价值形态视为多元化的文学生态中有机积极的组成部分,而将之视为落后的文学形态和革命与否定的对象。残雪所标榜的一元独尊的文学秩序价值观无疑是偏激僵化与形而上学的。     

文学·政治·政治文学

从"政治三元论"出发,追溯历史发现文学的伤痛缘于政治人为的狭义化,"政治"概念的含混是文学与政治关系争论不清的根源."政治文学"以政治生活作为作品"核心轴",审美地反映人类的美好政治理念和情感,具有理想性、否定性的特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想象维度--乌托邦,实际否定了文学与政治在理念层面结合的...     

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新青年》与新文学

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新青年》并非纯文学期刊,但因为它首次喊出"文学革命"口号,实现了语体和文体的革新,把人的觉醒、个性主义等思想种子播撒到青年人的心中,而被人们认定为中国新文学的发轫与开端,驻留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上。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新青年》经历了从"同乡"到"同人"再到"同志"的位移;在思想与文学之间,它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时光淘洗,《新青年》被赋予众多的价值和意义,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现实想象。     

水至清,则无鱼--"纯文学"的生存危机源于这个"纯"字

"纯文学"源出十九世纪西方的"纯诗"、"纯艺术"等唯美主义思潮.中国古代文、史、哲统称为"文";"五四"时期提出"纯文学",旨在与"史"、"哲"分家以实现中国文学现代化.新时期再度提出"纯文学",旨在与"政治化"分家以摆脱文学的"政治工具化"处境.它在中国两度兴起,都有积极意义.但不能因此抹煞其特定时代、特定思潮中的这种属于特殊美学范畴的特性.而文学则是具科学性与普遍性的美学范畴."纯文学"远较文学的内涵要狭窄得多.因为它并不具备科学性与普遍性的美学范畴品格.把它当作具普遍性与科学性的美学范畴并取代了文学,使文学"纯"到脱离现实时代与人民生活的地步,必然会因取消文学的"人学"本质而导致文学自身的生存危机.文章指出"纯文学"的生存危机源于这个"纯"字.并列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实论证了过"纯"的危害性.据此呼吁"文学就是文学";必须抛弃这"纯",回归"文学是人学"这一本质自身.作为"人学"的文学,只要真正关注时代,关心政治,关怀人民及其命运,必然会得到人民热爱与支持,永葆艺术的青春.不会产生生存危机.     

诚实与文质:《文心雕龙·情采》礼文义理研究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融会礼文义理甚值得重视。礼文是礼学建立的文理,由言行举止,到服饰器物,都要求跟礼义相应。《周礼》所言"情"者,皆指为诚实义,唯有君子诚其意而能备之。郑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情与实明确为君子的美质,也是作为"诚于中,形于外"的根本条件,这为刘勰将礼文义理移用于文论,铺设了桥梁,在《情采》中所见尤为明显。由此发现刘勰于《情采》所致力开发的,是一套为君子而设的立文之道。而且这些礼文观念实皆有得于郑注,因此若注意到刘勰融会礼文观念于文学理论,则同时应重视郑玄对于其中关键概念的诠释,是为礼文与文学开示了共同基础。     

从"文"到"文学":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不仅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的意义所指迥然不同,而且与传统文论中"文"的概念亦有许多差异.从"文"到"文学"观念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转换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发展理路,从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文学回到自身”——当代文学观念的演变

1942年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的历史总结,成为周扬所谓的"第二次文学革命",支配了当代文艺的发展。马列文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形成了中国当代反映论的认识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两块基石。新时期,通过强调文学自身规律,逐步摆脱政治控制,经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提倡和实践,文学"向内转",以文学审美论取代了文学意识形态论和文学认识论,建立了"纯文学"的体制。当"纯文学"观念开始凝固和本质化的时候,进入新世纪以后,反思"纯文学"又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潮流。文学的概念被重新打开,文学观念被历史化。     

文学形象的叙述学考察——以《红楼梦》为个案

本文以《红楼梦》为个案,从叙述的角度对文学形象(角色)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认为文学形象与现实的人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而又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它既具有受叙性,又有施叙性;既有性格性,又有工具性;既有主体性,又有对象性;在某个形象整体中既具独立性,又有部件性。根据不同因素的轻重,角色可以分为施叙角色与受叙角色、性格角色与工具角色、主体角色与对象角色、独立角色与部件角色。总之,文学形象(角色)既有现实的"人"性,又有一定"叙述性",是这两者的奇妙结合。     

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以《文心雕龙》之"文"为中心

<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与今天的"文学"或"文章"都并不一致,这正说明我们现代文艺学的"失语"--失去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文"的内涵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并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文章"概念的应用历史基本中断,"文学"一词也就陷入尴尬之境.按照<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章"、"文学"的基本话语,"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文";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 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     

论周作人后期文学价值观的变化

周作人在三十年代重构其"纯文学"的文学观,他的文学价值参照系由"五四"时代的以西方人道主义哲学思想为底蕴,转换为中国明末的文学运动,对文学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文学源流的追溯上,表明其在深层次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上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周作人三十年代文学观的更迭,使其文学价值观发生变更,其价值效应也发生变化,由此导致闲适派散文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