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的性质问题——兼与束世澂、施修霖和陈吉元同志商榷

关于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以下简称彝族社会)的性质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中讨论已久,迄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我认为该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现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并就有关问题,与认为是封建制的束世征同志和认为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的施修霖、陈吉元同志商榷。一、奴隶制和封建制各自的特殊点人们认识事物,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     

积极稳妥地处理彝族家支问题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处于奴隶制社会，不仅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还有与奴隶制社会相适应的一种特殊的家支组织。当时的凉山地区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也没有成文法。在这种情况下，家支制度和家支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奴隶制度政权的职能...     

奴隶制社会法律研究的可喜成果──《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读后

奴隶制社会法律研究的可喜成果──《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读后徐晓光１９５６年民主改革以前，四川凉山彝族社会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这种社会形态已经延续了近两千年之久。在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内，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为什么能存在这样长的时间，原因固然很多...     

民族教育形成体系

建国前,凉山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在彝族聚居地区基本上没有正规的教育事业。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1956年民主改革后,凉山从奴隶社会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彝族人民在政治一上翻身之后,迫切需要在文化教育上翻身。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凉山民族教育事业,五十年代就从条件优越的内地派遣一批又一批教师进入凉山,扎根凉山,建设凉山,与凉山各族人民一道兴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四十年来,特别是在十年改革中,随着凉山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凉山民族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生着令人瞩目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州委、州政府从凉山实际出发,对凉山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调整教育内部结     

试论唐代壮族地区奴婢的阶级性质——兼评《略论壮族历史上的奴隶制》

古代壮族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是一个争论多年迄未解决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以及有关记载材料说明,壮族在历史上是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壮族不是独自发展的民族,很早就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并受到中原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严密包围,因而在原始社会瓦解以后进入封建制社会,跨越了奴隶制阶段。《广西民族研究》于1987年第1期刊发了谈琪同志撰写的《略论壮族历史上的奴隶制》     

凉山彝家幸福路——寄自凉山的报告

凉山的什么变化最大?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30周年前夕,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那个地方。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谁都会滔滔不绝地讲出一大堆凉山的变化。的确,30年来,凉山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6年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奴隶制,凉山彝族人民跨上了时代的骏马,走上了社会主     

试论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中阿加的阶级性质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兄弟民族之一,散居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大小凉山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人口约六十九万,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中等级森严。从上到下,各地一般分黑彝(或土司、土目)、曲诺(或曲火、吉火)、阿加(或吗约、萌柱)、呷西四个等级。阿加属于第     

《伍湛民族学术论集》评介

《伍湛民族学术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是一本作者自选集,收文22篇,25万字。其论述涉及民族理论学、民族学、民族法学、方志学等。作者多年从事民族工作,熟悉民族地区的社会情况,尤其对凉山彝族,酉阳、秀山土家族地区的许多问题,有深切的感受。如研究凉山彝族的两篇文章《当前四）11彝族地区家支问题态势述略》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家支制度初探》,谈论了他对彝族家支问题的看法,指出了彝族家支问题的危害性。这是需要理论勇气的。我们知道,凉山彝族走向现代化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中,家支问题是令人头痛、较难妥善解决的问题…     

彝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拉库起义

四川西南部凉山彝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还保留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剥削形式的奴隶制度。在这个社会里,奴隶和奴隶主两阶级的矛盾一直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广大被压迫的奴隶群众,为了挣脱奴隶制的锁链,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他们除了经常用怠工、破坏工具、虐杀牲畜、逃跑等等方式来进行反抗外,有时还杀死奴隶主和烧毁奴隶主的房屋,以至进行集体的武装斗争。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奴隶制内部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奴隶集体反抗奴隶主的事件愈来愈多,规模愈来愈大。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在三十人以上的     

凉山彝族婚嫁“高额彩礼”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婚嫁彩礼持续走高,特别近10年来,婚嫁彩礼已经变异为“高额彩礼”。课题组自2018年至2022年,以凉山彝族“高额彩礼”为研究对象,探究“高额彩礼”的性质、形成的原因和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们认为 “高额彩礼”阻碍凉山社会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凉山急需进行一场彻底的移风易俗洗礼,使彩礼不再“高额”,让彝族青年走出“婚嫁漩涡”,形成崇尚文明新风、抵制陈规陋习的社会风气,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面貌

在民主改革以前,我国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地区还保留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剥削形式的奴隶制度。解放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的贯彻执行,这里的广大奴隶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终于感到对于这个制度本身不能再加容忍。他们不再采用个体逃亡或者改换“主子”的斗争形式进行反抗,而是集体地向党向人民政府提出根本废除这个野蛮制度的要求。这种群众自发性的呼声和集体反抗压迫的行为,如拒服劳役、抗债、抗租和集体逃跑等,到了1955年下半年,成为本地区日益增多和普遍化的形势。这样,依照宪法的规定、人民的意志和党的民族政策,1956年2月,凉山彝族自治州     

蒙古奴隶制初探——蒙古诸部统一前的社会性质

成吉思汗统一诸部于一二○六年建立起统一的蒙古族政权以前,蒙古的社会性质如何?是氏族制,抑或奴隶制?长期以来众议纷纭,始终未得到园满解决。一种意见认为,蒙古族没有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而且游牧民族也不可能形成奴隶制。诸部统一前,蒙古族是处在氏族制末期,奴隶虽然存在,但只是家庭奴隶,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现象。诸部统一后,蒙古族越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直接由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另一种意见主张,诸部统一前,蒙古族是处在奴隶制发展阶段,当其迈出原始氏族制之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多种模式——与张红专同志商榷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什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民族研究》1988年第6期发表了张红专同志的文章《民族地区的经济振兴在于发展乡镇企业》,认为突破口和关键在于发展乡镇企业。本文认为这是不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现把自己的不同想法陈述于后,就教于张红专同志并诸读者。     

李绍明先生的彝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自幼生活在彝区,很早就对彝族文化感兴趣。1953年,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先后得到陈宗祥、吴泽霖、冯汉骥、马长寿、林耀华等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他在民族识别、社会性质研究等关于彝族的历史和现状方面的研究中,硕果累累,弄清了凉山彝族在民主改革前奴隶社会的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对彝族族源、族属及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所主持的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了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的先河,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李绍明先生还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民族学地位的交流和对话,对学术进行了反思,在此方面也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     

从若干具体庄园看西藏领地经营与农奴负担

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仍是以领主庄园制为主体的农奴社会。领主庄园在前后藏腹心地区,星罗棋布,数以千计。领主庄园是随着吐蕃王朝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产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庄园出现比村落晚,它是衍生的经济形式,有其产生、发展和解体过程。因历史起点和演变进程不同,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庄园。有的主要役使差巴,有的主要役使堆穷,有的主要役使囊生,还有的主要役使雇工(此已属解体     

邓小平四川藏区民主改革思想与实践

民主改革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协商方式,领导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及劳动人民,开展以废除奴隶制或农奴制、消除剥削压迫、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建国初期,邓小平等依据民主主义的任务,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采取协商方式、实行宽大措施开展土改的构想。再经总结,提升为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载之宪法,成为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改造部分民族旧社会形态。即使采取协商方式开展改革,也有可能遭到反对。针对叛乱,邓小平确定“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方针,组织群众,平息叛乱,保障改革、坚决改革。在改革上,邓小平及时作出指示,引导改革顺利开展,确定“发动群众、上层协商”的改革方针。“发动群众”表明改革依靠群众;“上层协商”反映用“赎买”施以改革,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造方式。文章通过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依靠谁改革,以及如何对待叛乱的分析,阐述了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认识,也是邓小平解决部分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理论成果。     

“部族”还是“民族”?———评人们共同体的“部族”说

“部族”论者在依据斯大林对人类语言发展阶段的分期划分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阶段时，认定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的含义是“部族”，把民族共同体分为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他们用“部族”指称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的人们共同体，从而抹煞了人类早期民族与国家同时形成于部落制瓦解之时，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与国家是奴隶制、封建制时期的民族与国家的继续和发展这一基本事实。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的含义是“民族”，汉文“部族”是部落和氏族的简称，二者不可等同。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     

对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地区社会性质的探讨

四川省大、小凉山地区是我国彝族的最大聚居区,面积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九十六万,其中彝族人口近六十九万人,占72%。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的民主改革,废除了野蛮、落后的旧制度,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掀起了农业、工业、畜牧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高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8年凉山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六亿     

关于百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探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根据历史学家研究,我国从夏代已进入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时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然而,地处我国东南和南部百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否如同这些地区的民族一样,或者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百越民族史一个很重要问题。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本文仅就百越各族有否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以及如何向封建制过渡等问题作一个大概的探述,旨在与同行共勉,希望把这个重要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