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杜亚泉“动”、“静”观念

杜亚泉是五四前后国内重要的思想家 ,他以“动”与“静”来总结中西文化的特点。本文通过考察杜亚泉的“动”、“静”观念 ,并结合考察这对观念在中、西语境下的差别 ,来看这对本是中国哲学中的范畴在杜亚泉那里如何变成了表征中西文化根本特征的概括 ,揭示出其中文背后包含的西方思想的成分。这一“表中里西”的个案 ,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深刻程度。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从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重估杜亚泉思想之转折

杜亚泉思想的特殊性,除了他较早提出东西文化二元论及其调和论主张外,则是他早年作为科学启蒙者的角色,对西方文化所持有的极大热情。从表面上看,杜亚泉有一个从科学救国到精神救国、从推崇西方科学到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实际而言,在这两个阶段,杜亚泉在物质与精神、科学与政治、体与用、政与教(艺)之间虽然有所侧重,但整体上仍然主张一种有机的互动。完整地勾勒杜亚泉由推崇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历程,并侧重考察他在这一转变前后思想的微妙变化,对于探讨此后循东方文化派路径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新儒家"与由"五四"激进浪潮引发的"革命"走向之间的内在勾连,具有管中窥豹的意义。     

杜亚泉的科学救国思想及成就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以科学报国的先驱者。终其一生 ,尽力输入西学 ,以知识救国是杜亚泉抱定的宗旨 ,传播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是他救济国家的主要方式。杜亚泉认为 ,科学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他通过创办杂志、编撰辞书、编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等方式 ,“不但对自然科学的介绍 ,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 ,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方面 ,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 ,”从而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补白、重构、振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引起的思考

五四是爱国民主运动 ,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 ,就不断遭到一些守旧人物的反对和攻击 ,引起争论。其中 ,尤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最为著名。本来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可是前几年有些学者却认为 ,杜亚泉维护“固有文明”是对的 ,而陈独秀宣传西方文化、批判孔道是错的。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和思考 ,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认识。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建立中华民国 ,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帝制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一…     

杜亚泉的政党思想

清末民初,杜亚泉在力主中国移植西方政党制度的基础上,对政党的目的及政党种类、政党制度构建进行了积极的宣扬。虽然其对政党的理论认识存在一定局限性,民初政党政治的实践也以失败告终,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认杜亚泉的超前认识在推进国人接受西方政党观念的过程方面的作用。     

国粹主义思潮述评

信古与主张复古,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都不乏其人。在五四时期——这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力主复古的人物与力主西化的人一样,都很有些特点。五四时期的复古者,不同于对西方文化愚昧无知的封建顽固派,而是些有较多西学知识,有的并且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维新时期的中坚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杨度;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两大翻译家严复、林纾;通晓多种欧洲文字,以了解外国而著称的辜鸿铭,还有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人。他们由疑古而信古,由革新转向保守,由向往西方     

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提法之始见

有资料介绍说:在我国最早使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概念,是1917年2月1日恽代英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非也。应该说,早在1913年5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见该刊九卷十一号首篇)就明确使用了这两个概念。当时,我国有人开始探讨中西方文明发展的渊源和差异问题,并引起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东方杂志》发表了署名高劳(即杜亚泉,系该刊编辑者,绍兴人)撰写的《现代文明之弱点》一文。文章“试就吾国文明之弱点,分为精神上物质上两方面观之。”当谈到我国文明在物     

论五四时期美国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

美国资产阶级文化五四时期在中国广泛传播是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一,也是最主要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充当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特别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精神武器.众所周知,中国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到五四时期开始进入了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层次.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当为伦理问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李大钊说:“黄远生有言,新旧异同,其要不在枪炮工艺及政治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春之叶,非其本源.本源在何?在     

超越时代的启蒙:杜亚泉“减政主义”思想探析

基于"重视官吏"等传统思想遗毒以及"出身奖励之政策"、"官僚政治"、增进国势与休养民力的冲突等政府治理难题对民国秩序的困扰,杜亚泉提出一整套逻辑严密、结构完备的制度构想:"减政主义"。"减政主义"以调和政府与社会、集权与分权、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为思想基础,以裁剪官厅、减官、减政、厘定官俸、区分"官治"与"自治"为具体实行途径。它与传统中国"小政府"思想和西方有限政府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本质区别,可以说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杜亚泉的"减政主义"思想涉及到一些政治的基本的、永恒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超越时代的启蒙意义。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二次分裂——瞿秋白对胡适文化思想的扬弃

一、“第二次分裂”的由来1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一次分裂　这主要是指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代表的新文化派与保守的传统的国故派林琴南、杜亚泉、章士钊等人的分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作战的产物 ,无产阶级要依靠民众 ,资产阶级也要打着民众的牌子 ,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因此 ,思想界第一次分裂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分裂。由于新文化运动内部存在必然分裂的种子 ,留下了新文化运动后的一个变种 ,即“非驴非马”的“新文学”。1931年 6月 ,瞿秋白写《学阀万岁 !》 ,将…     

世纪抉择中的文化整合与人文发展

新世纪的文化抉择,是以对20世纪的文明判断为理论前提的。为此,我们在对五四以来的文化反思与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应以世界文明为起点,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主线,以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为方法,以解决人类前途、命运的学术探索、文化交流为旨归,来完成世纪抉择的学术、文化转型。东方新人文已是世界文明起点上的发展与整合,五四以来的东方文化派、玄学派及新儒学派,与高级现代化的科学、人文、自然之道融合起来,打通“后现代”,终结“新儒学”,进入“后儒时代”。邓小平理论则在改革、开放理论与“一国两制”中打开中西两种制度与文化更高一层的历史对话,它以开放人文构筑发展大道的文明抉择,也是东方走向西方,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圆合之道。     

五四时期瞿秋白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五四”以前,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文化发展道路模式是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主流。“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情况,出现了多种文化发展道路的主张。对于文化发展道路,瞿秋白的选择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明。这一选择在当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难题     

回归宁静──中国古代文人追求宁静的心路历程

本世纪初，李大钊先生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他说：“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①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实即指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本文将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在独特的社会氛围中所培养起来的“静”的生活情趣及走向宁静的心路历程。　　　　　　　　…     

《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

中国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东方杂志>作为贯穿这一时段的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刊,对中国语言的变革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不仅为讨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变革的过程,而且杜亚泉也代表<东方杂志>提出了自己的语言观和变革立场.<东方杂志>早期的语言观与"五四"主流的白话语言观是对立的,虽然坚持文言显得保守,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中西文化视野下的杜亚泉调和思想

晚清民初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是杜亚泉调和思想产生的背景。其内容包括新旧文化调和与中西文明调和。新旧文化调和主要包括道德和文学两个方面。他坚持道德改良主义,提倡文言与白话并立分工的观点。中西文明调和是指"静"、"动"不同性质的文明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发展创新。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

“五四”启蒙之所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当时从西方输入了众多的新思潮、新学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派。实用主义是由胡适直接从美国输入的,他称之为“实验主义”.所以评价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的关系,是纪念“五四”70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传统文化及其超越

(一)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近几年来的文化论争,70年的现代中国文化思潮,虽然数经变迁,却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全盘反传统。由于西方文明在三百余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都必须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自己民族的现代化。但是,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