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

晚清变法思想之理论根源在于公羊学,其中,康有为通过对公羊学的孔子改制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发展出一套极具现实政治意义的经学理论,从而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经典依据。本文主要通过对公羊学的文质概念的梳理,一方面,由此澄清了儒家固有的关于孔子改制的思想,以及后世学者的一些误解;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康有为对文质概念的阐释实际上赋予了新的内涵,其目的则在为中国指明一个朝着西方新世界的路向,并为这条路向的具体步骤提供合法性的说明。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略论《文心雕龙》的文质观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文心雕龙》之文质观论析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     

以“浩然之气”修养完美人格——孟子心目中士人的理想人格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礼崩乐坏,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由此产生。诸子对加强士人的人格修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对于士人来说,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浩然之气",具体表现为博大的胸怀、独立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精神追求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衔华而佩实——文质理论于《文心雕龙》的成熟

文质理论在先秦时期从孔子开始萌芽,由孟子、荀子继承,到两汉由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推动,在南北朝时期成熟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表明了其文质历史发展观,以"文附质"与"质待文"体现了其对文质关系的深刻把握,以"衔华而佩实"、"藻耀而高翔"阐释了其心目中的完美作品。     

求善 求实 求自然——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文化视角

将汉晋“士人”的人格变迁研究置于从儒家独尊的一元文化模式向儒、道、释、玄的多元文化模式演变的宏观文化背景下 ,并以哲学的视角 ,检视汉晋求善、求实、求自然的文化精神的嬗变对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影响 ,揭示了从西汉进取型人格经由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苏醒 ,最后发展成为魏晋士人的“边际人”人格的变迁过程。     

儒家的人格特质与政治影响

儒家文化对传统社会的深远影响,在于儒家拥有鲜明的人格特质,儒家之所以拥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并在传统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在于儒家从人类的历史延续与自然延续之中发现了人生价值。儒家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来关注现实的政治社会,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文章主要从儒家的理想人格、现实人格、从现实人格向理想人格的生成路径以及受儒家思想所影响的政治主体这四个各方面进行了剖析,对传统社会的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解读。     

论魏晋时期教育的自觉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动荡的岁月里,儒家传统的理想完美人格———名实相符、德才兼备、忠孝双全逐渐解体。面对苦难的现实和理想破灭的精神痛苦,魏晋士人对两汉以来的神学化儒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同时把智慧的触觉伸向了对人的自我存在的价值的探寻。这种探寻赋予了魏晋士人冲决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精神束缚的力量,同时也使他们逐渐走向"自觉"。教育也随之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向:由偏重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到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教育走向了"自觉"。     

传统与继承——孔荀言论思想之我见

孔子是儒家文论的创始人,也是诸子中最早研究文艺理论的人,他和荀子均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世界观不同,荀子在对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文学观继承的同时又有所不同。两人在文质论上,均主张文质双美,但是论述的角度不一样;在道论方面,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观点,赋予了孔子文艺理论思想以新的内容,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所服务,更加地顺应了历史时代的要求。     

从“文质兼美”到“合理虚构”

“文质兼美”是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选文标准,含义却长期处于“摇摆”之中。“文质兼美”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选文标准,“合理虚构”是“文质兼美”的实践形态。在现实中,理想标准与实践形态之间出现偏离或矛盾成为必然,这种必然主要体现在：“文质兼美”的中立性与“合理虚构”的去中立性之间的矛盾,“文质兼美”的统一性与“合理虚构”的“骑墙性”之间的矛盾。不存在唯“文质兼美”的选文标准观,也不存在超“文质兼美”的选文标准观。“文质兼美”本身就是一种理想标准,永远走在完善“合理虚构”之路上。     

论儒家民主思想的缺失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仁学基础之上的＂亲亲、尊尊＂的和谐、稳定而又有序的等级社会,其最重要的工具手段和道德资源便是＂仁＂、＂义＂、＂礼＂。这一理想及理论构架在以后的新儒学家（包括当代新儒学家）那里得到了承继和发展,并以此开出所谓＂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理论,并认为儒家仁学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有着共同的工具性质及价值归宿。然而,＂仁学＂只能造成均等的人格状态以及森严的等级结构,却不能促进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民主制的形成。历史已经证实——儒家所理想的政治社会——在客观上,使个人丧失了自我独立及自主的本质,且从根本上消溶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理想的圣人人格与理想的士人人格——郭象玄学新解

汤用彤等学者将新人格本体的探寻视为玄学的核心。应该指出,魏晋思想学家们试图建立的人格包括理想的圣人人格与理想的士人人格两类。帝王常常象征着一种秩序一种制度,所以理想圣人人格设计乃是关于社会组织运行的政治哲学,理想的士人人格设计则表现为对古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问题的思考。郭象在吸收前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种人格都做出了自己的设计,代表了玄学的最高成果。     

清代红学的价值关怀

清代红学的价值关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元代以来大为流行的"警劝"文学传统,一是儒家正统的人格主义。前一种价值阐释主要表现为对《红楼梦》的家族与情痴这两大主题的关注,后一种价值阐释则表现在具体的人物道德评价上。     

文质

正"文质"一词既可作为文论范畴的概念,也可作为审美范畴的概念。在先秦美学思想中,文与质涉及现实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论的"文质"史观是源于先秦儒家规范,泛指文风的华丽与质朴。将这一概念移植到编辑     

论中国古代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及其阐释学意义

任何阐释都是公共性行为,是人与人之间对话与交流的一种方式,因此阐释行为必定发生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共同体的产生和演变有着漫长的历史,呈现多种不同形态。从周代至魏晋之际,先后出现了"贵族文学共同体""经学文学共同体""介于自律与他律之间文学共同体"和"自律的文学共同体"等四种形态。魏晋之后,除了"贵族文学共同体"之外,其他各种文学共同体形态都并行不悖地存在并变化着,而且各自还都衍生出许多次级形态。文学共同体的产生和演变与社会政治、文化、主体身份都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视为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文学表征。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诸如文学评价标准的形成、文学的"区隔"功能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必也正名乎”详解

“必也正名乎”是阐述卫君辙与崩刂聩谁该当国君的问题。所谓“正名”,是确立崩刂聩卫国合法继承人的名分而贬刺卫君辙。《谷梁传》与《公羊传》对于卫国立辙为君的阐释,大乖孔子经义。孔子“正名”思想可以用于政治实践。“正名”来源于礼制的崩坏,其原义是政治思想,但后来被孔子转移入《春秋》成为一种著述原则和文化精神,再渗透入士人的心灵而成为儒家标志性的人格力量。     

扬雄“文质说”及相关的文学观念与创作

扬雄《太玄·文首》准《周易·涣》卦,提出的“文质班班”概念可视为文学理论的审美范畴。这一“文质说”的审美取向渊自儒家,也有对道家思想的吸纳。《文首》 赞辞依据位的高低不同,具体内涵也各异,论说丰富。扬雄的文学创作中贯彻着这一审美取向,言情写物的同时善于说理,情理交融,尤其中后期的应用型文学作品透露出鲜明的 以理导情的特色。文质说,借助宗经立义桥梁,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