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抒情文学体系深层建构的反思与期待

中国抒情文学体系深层建构所面向的问题,值得当下学界加以重视与反思。在现代历史语境背景下对中国古典抒情传统论题之隐然迹出,一方面有力地印认了中国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文学之味;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学思想进一步的研究拓宽了意识视界与阐释空间。这对人们从文类特征的独到角度来重新体识与发现中国古典抒情传统之内在意蕴,无疑有着深远的助益与启示意义。     

“寓意小说”作为方法——论陈彦“舞台三部曲”兼及古典传统的赓续问题

被归入陈彦长篇小说"舞台三部曲"的《装台》《主角》《喜剧》均有着可以明确辨识的独特的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以对叙事虚构作品所开显之"小天地"的精心营构表达作者对更为宏阔的人间世态人情物理的洞见,为其核心特征。而其"笔法",又近乎中国古典"奇书文体"之"二元补衬"和"多项周旋"的基本特点。本文尝试以"寓意小说"指称陈彦"舞台三部曲"的上述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其之于当代文学赓续中国古典传统开出小说艺术新境界的意义。"寓意小说"不仅包含着融通"古""今""中""西"多元传统和多种审美经验的解释学效力,亦属中国古典传统现代转换的尝试性路径之一种,有着值得深入辨析的重要意义。     

陆云"作赋以言情"的赋论观及其 《九愍》 的创作

"作文解愁"与"作赋言情",是陆云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与辞赋观念。而遥承楚辞"发愤以抒情""忧与愁其相接"的抒情传统,且与晋人"深情"的文学风尚及陆云兄弟坎坷悲凄的人生经历相联系,陆云所谓"作赋以言情"之"情",更偏重于"生于愁思"的哀怨"愁情"。这种"言情""解愁忘忧"的文学观念体现在《九愍》等辞赋创作中,又普遍表现出既哀悯屈子又充满个人迁逝之感与生命之悲的悲愁情绪,从而具有浓郁的楚骚余韵。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

中国是一个抒情的国度,抒情的传统一直是中国一切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的古典戏曲也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主要表现在其源流与抒情传统的关系;情节设置的奇幻性和情感的真实性与自然美;曲词的抒情诗的意境;宾白的诗词化倾向及科介的舞蹈化的抒情等方面。本论文将试着从这几方面来探究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     

以性统情,秾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秾丽婉至"的诗风。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传统诗学情范畴的一度转换及其意义

人有喜、怒、哀、乐,个人的喜、怒、哀、乐又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所以情本质上是个性化的。《礼记·礼运》说人之情“弗学而能”,是天生的,所以情本质上又是本能的。吟诗作诗是一种个体行为,出于人释放感情的本能需要。抒情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以诗为主要样式,抒情又是古典诗歌主要功能特征,很自然,情范畴便成了传统诗学主要范畴之一。 一 饶有意味的是,传统诗学一开始就完成了个体性灵之情向社会伦理之情的一度转换,或者说一开始就重视社会伦理之情而贬抑个体性灵之情。原因有二。首先因为中国古代诗人原由广义的史官分化出来。《国语·周语》载召公语曰: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释爱默生的《论自然》

《论自然》是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拉尔夫·爱默生的代表作。世人多谓《论自然》是一篇礼赞自然的抒情之文,其实不尽然。爱默生创作《论自然》的目的并非为表达对自然的欣赏之情,而意在为新兴的美国发展提供思想上的支撑可以试从爱默生的形上观、爱默生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爱默生的"自然"阐释这三方面对《论自然》进行一种新的解读。     

论王闿运的诗学体用观与其政学理想

王闿运为"诗坛旧头领",其诗论是一立足于传统"体用"思辨模式的自足体系。其论诗归"源"于"乐",限"体"为"兴",发"用"为"以养性,且达难言之情",不仅还诗于"艺",而又"道艺一贯"。故而,其诗论不仅注重诗之为体的形式审美特征,突破了传统"诗教"观的机械、简单和片面;而且又能会通其圣人之学、治世之道,融治情、修身、为学、应世于一体,进而"以艺进道",归于"乐教"之旨。其诗学是我国古典诗学融诗、学、人、道为一体的一个典范标本。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以情悟道 守理衷情——《红楼梦》主旨新探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原出自甲戌本《胭脂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警幻仙姑之口。《红楼梦》的主旨乃"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者旨在借石头"历经离合悲欢"的情感历程,展示"炎凉世态",表达自己"无才补天"(即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这就是"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则是作家对自己所悟之道的直接阐释。"守理衷情",以理范情,以情维理;理在情中,情在理中,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守理衷情"是对经历了宋明两代重理与重情两种极端的冲击之后的孔子儒学所做的智慧的调和。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例

曹顺庆是中国中西比较诗学学科的开创者,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乃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从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转向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将中西诗学的范畴、概念互证互释、双向阐发,分析了中西古典文论的异同之处,阐发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曹顺庆希望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视来摆脱中国学界"失语症"的状态,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以及深入"跨文明"研究,从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文论体系。     

“连珠”文体及其与《韩非子·储说》的关系

明杨慎认为"连珠"之体肇于韩非,"连珠"的特征是"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连珠"应是扬雄首创,但明显是受了《韩非子·储说》的影响。"连珠"的特征应是"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所以,运用"连珠"这种语体可写出各种文体的作品来,"连珠"的本质既不是论述说理,也不是抒情,但人们可以用"连珠"来寄予哲理,也可以用"连珠"来抒情。     

论宗白华生命诗学的意境说

意境说是宗白华生命诗学的理论核心和代表性成果。意境说在对意境的定义进行创新性地阐释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特的意境三层次结构论,将意境的内涵由"情、景交融"充实、提升为"情、景、悟(悟‘道’的体验)交融"。它创造性地给予意境以启示"真"的崭新、独特使命,升华了意境的内在精神品质;突破了古典诗学的意境理论,赋予意境以现代内涵。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的烙印。     

古代散文研究脱离传统“学术”体系之反思

清末以来,通行的吸纳西方的"纯文学"散文观念"感性""抒情""审美""艺术""娱乐"本位,肢解了传统正宗"大文学"散文观念,古代散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纯文学"散文观念的附庸和注解。传统正宗"大文学"观念,散文不是"纯文学",只是"学术"整体之一面,不是脱离"学术"体系的存在。应深刻反思古代散文研究脱离"学术"体系之弊,"纯文学"散文观念不是唯一正确的散文观念,应充分体认、尊重并重新建构传统"大文学"散文观念,复归传统,走"返本开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