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经学立场浅析

晚清维新运动时期,在经学内部炽烈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中,湖南学者叶德辉的立场可谓典型。他不赞成强分学术门户的做法,也不赞成汉宋兼采之说,自称尚汉学而独崇朱子;其为学重实证而排空虚,斥今文而尊古文,而且对先儒学说也不苟同。他是一位思想独立的经学家,所持立场和主张对后人多有启发。     

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与方法

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与方法王晋卿“其人固不足取，其学实有可传”，这是著名学者杨伯峻给叶德辉的一种评赞。叶德辉是位政治上极其反动而学术上成效斐然的颇有影响的封建文化名人，“其学”包括文字学、旧经学、古文献学、目录学、考据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尤其他的藏书活...     

皮锡瑞维新变法思想新论

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一生究心于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他阐发义理思想，宣扬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主张振兴孔教以文明排外，同时，力倡有用之学，主张调和中西，强调不必尽从西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皮锡瑞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像

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是叶德辉学术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交往对象既有日本老宿之士,也有后学新进;交往内容则包括诗词唱和、古籍交换、经学探讨等.日本学者对中国传统古学的热爱,对叶德辉博学多识的赞赏,使叶德辉引为同道,坚定了传儒宗衍绝学的信念.同时,通过日本学人,他看到了日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产生了 "东京物望若神仙"的异邦想像,由此折射出叶德辉个人的文化理想以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多重意蕴.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抗击时流，守护经学——陈鼎忠的经学研究与《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

陈鼎忠是现代湖湘著名学者。他在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坚持经学研究,甚至抗击时流,在《六艺后论》中批评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图谋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陈鼎忠等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值得后人珍视。     

省籍意识与文化认同:叶德辉重建湘学知识谱系的努力

由于"半吴半楚"的特殊身份,叶德辉对湖南学术文化兼具认同与区分两种矛盾心理。他一方面继承了近代湘人的文化使命感,视维护道统为己任;另一方面明确表现出对湘学的疏离,而以继承原籍江苏的汉学传统为荣。叶德辉对湘学的批判与近代以来湘学内部的自我反思相契合,使重建湘学知识谱系、树立湘学新传统成为叶德辉与部分湘人的共同努力。此种努力不但化解了叶德辉个人对于湘学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湘人学术风尚,反映了近代省籍意识强化背景下地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与竞争。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起源——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为中心的再考察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现有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足以充分证明,戊戌变法不是一场君主立宪运动,而是一场维新改革运动。     

从《直斋书录解题》看陈振孙的经学思想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经部分类方面,吸收前代目录学著作之长,结合学术思潮发展的状况及图书存目之数量,突破前人经部目录分类之藩篱,取得前代未有之成就。陈振孙不仅为目录学家,亦是造诣精深之经学家,然其经学著作早已散佚,唯从《直斋书录解题》中窥见其经学主张。陈振孙治经注重源流,明辨真伪,推崇创新,引援精博,反对繁碎穿凿之说,亦反佛、老之异说。在特定之时代与学术立场之下,表现出崇朱贬王之思想倾向。陈振孙经学思想,融汇汉、宋,表现于既重视训诂小学,又注重文献辨伪,实则博采两学之长,开宋代后期学术风气之取向。     

贺麟文化观的多维解读——以《文化与人生》为例

以《文化与人生》为例，多维解读贺麟的文化观，即：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现代化，重视文化现代化；强调文化发展自身的独立性，同时重视经济建设；反对学术与政治脱节，主张将学术作为政治的基础；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割断文化传统，提出“儒化西学”的新主张；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检视，通过“推陈出新”，实现文化的发展。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政治思想研究

宋育仁是一位杰出的维新志士。维新运动时期,他揭露时弊,纵论时政,言行并用,呼吁变法。他抨击官僚制度弊端,要求改革官制的思想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志士改革官制的主张颇为相似。其出使伦敦的经历、甲午战争后沉重的民族危机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深厚的国学素养等因素促进了他政治思想的产生。他的政治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主张西学中源、过度崇古尚古等。     

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新探——兼说两人的友谊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胡适围绕《红楼梦》进行的争论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新旧学术更迭之际的一场必然交锋。蔡元培虽然失利,但其红学研究自有个人的特色和贡献,对之应当给予全面、客观的评价。这场争论双方参与者的态度和方式也同样值得关注,争论在平等友善、相互沟通的气氛中进行。这是一场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学术论争。     

最近10年来陶行知热点问题研究概观

当代陶行知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以生活教育为中心,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加强了国内与国外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历史研究与现实借鉴、理论探讨与实践总结有机结合、互补共进的新局面。建国后,人们一直在争论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已不再是人们的关注热点。现在学术界展开热烈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生活教育理论、创造教育思想、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等。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试论戊戌维新时期章太炎的儒学思想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学界对于他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特别是儒学思想一直缺乏专门系统的探讨 ,本文结合戊戌变法时期章太炎思想的演进历程 ,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章太炎儒学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章太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     

论传统儒学与刘光弟的政治活动

刘光弟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维新志士,也是一位清正廉明、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封建士大夫。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但就其思想基础而言,仍是传统儒学。     

湘军集团与晚清政治思潮

湘军集团主导了晚清政治思潮,主要表现在:晚清社会的变局观、洋务思潮、西学之引介以及早期维新思想。     

王夫之学术研究的特点

王夫之的学术研究及其特点是明末清初社会变革、政权更迭和学术演进的理性反映。他的学术活动和思想主张(包括实学学术和社会启蒙思想),引领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路径,启开传统学术在近代转型的帷幕。他不是埋头书斋、闭门造车的腐儒,而是时刻关注现实社会发展,追随时代潮流的开明学者。他倡导稽考经典文本,辨虚取实;主张经世致用,忧虑国计民生;鼓吹思想启蒙,重视文化教育;借鉴诸子百家之优长,吸取儒佛道思想之精华。他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及其特点,值得认真思考、分析、总结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