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非正式制度的差异是导致制度实施差异进而影响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不同的区域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程度、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法律意识和政府诚信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针对中西部地区的现实,加强制度创新,尤其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创新吗？——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商帮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聚合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富含儒韵商道的丰富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降低专利侵权风险,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基于2010—2017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商帮文化起源地的地理邻近性来度量商帮文化,考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商帮文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即地域内商帮文化越浓厚,企业的创新产出越高。这一结论在利用省域三级以上河流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企业迁址事件作为冲击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商帮文化与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商帮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制度张力与行为取向: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研究

近年来,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一系列政策条文的颁发意味着我国养老保险正式制度规则的重构。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在我国工业化尚未成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则尚不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一过程中必然充满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贯穿于企业与执行机构的互动中,并表现出特有的行为取向。本文将制度分析与策略行为分析相结合,制度分析旨在探究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实施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作用,策略行为分析着重分析行为者的主观认知、策略取向及行为结果。     

非正式制度与国企民企融合发展

国企民企融合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必然要求,是今后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与改革内容。在双方长期融合发展实践中,人们在重视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及作用。国企民企融合发展实质是交易成本问题,相关非正式制度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弥补正式制度不足,产生良性的路径依赖,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国企民企融合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存在缺失、制度冲突等问题,导致非正式制度低效,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对双方融合发展形成障碍。对此,需要加大非正式制度建设,其中企业文化的整合是关键,相关正式制度的健全也必不可少。     

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非正式制度建设与社会和谐

非正式制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社会公平价值观缺失、传统特权文化的惯性、社会道德滑坡、潜规则盛行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必须强化国家的建构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和媒体传播创新,完善正式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框架下的国有产权代表制度构建

国资委是我国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内核.“管人”是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关键,管人就是对国有资产产权代表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以国资委为主导的产权代表制度意义重大,产权代表制度由企业类产权代表制度和个人产权代表制度构成.建立企业类产权代表制度,必须理顺国资委同国资经营公司、国资集团公司之间的出资人关系和职能关系;建立个人产权代表制度,应对代表国有资产权益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的选拔委派、履行职责、激励约束、考核奖惩、能力培养等进行规范,坚持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建设并重.有效地构建产权代表制度,需要遵循构建原则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制及其实践形态

已有的关于规则生发机制的一般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真实世界中非正式规则生发机制的复杂面向及其制度本相.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除了存在作为正式规则的“源头活水”、“搭乘元素”、“解压信息”的非正式规则之外,还存在着作为正式规则的“竞争对手”、“次级效应”、“试错先锋”的非正式规则等实践形态.只有通过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进行微观透视,并超越“二分法”的思维定势,才能更为清晰地阐明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理,进而彰显其复杂的、多维的存在形态.     

试论电力勘察设计企业的管理创新

在当前改制时期,电力勘察设计企业面临新的经营环境和竞争规则,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模式都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电力勘察设计企业管理急需创新。电力勘察设计企业为适应电力市场的重大变革,为加快自身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迫切需要进行创新,尤其是管理创新。企业应在管理理念上实行转变,实施战略管理;在管理决策和沟通机制上创新,实行决策科学化、程序化;积极探索现代工业化管理手段和方法,加快与国际接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组织结构创新;实行首席专家制和课题招投标制,尽快形成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宗法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比较——关于制度结构与制度内涵的研究

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制度结构不同,中国宗法社会的制度结构是礼法并举。礼制规范不但包括了市民社会非正式约束中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传承、价值观念、风俗习性等因素,而且还涵盖了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的全部经济规则、合约和大部分政治规则的内容。而宗法社会的法只涉及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政治规则的刑法合约,是对礼必要的补充。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 ,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有道德秩序缺失、传统文化、计划体制的惯性等。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可以通过仿效、学习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构等途径来实现     

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是衡量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指标。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是指居民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上而形成的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认可和包容程度。因此,可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来测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正式制度中的收入分配政策、企业组织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息息相关;非正式制度中的公平观念、地区制度传统、社交网络也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论区域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制度创新

制度约束人们行为,人才制度制约人才队伍建设。一个区域要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必须在人才制度上进行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人才培养制度、人才引进制度,人才激励制度、人才服务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创新,也包括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制度移植与本土资源: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逻辑

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制度移植是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发展方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需要制度移植,但其最主要的资源还是来自于本土的制度资源,包括正式制度资源和非正式制度资源。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在外来制度和本土制度的碰撞、交流、激荡和融合中实现制度创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经济转型时期的非正式制度缺失

非正式制度具有内生性、依附性、边缘性、排他性和替代性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与之相容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正式制度失效。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正式制度失效,正好可以解释全要素分析中的“残差”问题。在经济转型社会的生产函数中,应引入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     

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几个问题研究

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就是促进和支持技术创新的各种正式制度(不包括各种组织机构)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只是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技术创新制度结构主要具有复杂性、层次性、关联性和演进性等特征。研究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对于深化国家创新系统研究和搞好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理论演进

人与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实施机制)的互动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重心是非正式制度。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人与制度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他们重视了对物的有效配置研究,而忽视了对人的潜力的发挥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关于异质的人假设、人类演化的分析及对人类的意识、信念及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我们研究人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可行路径。中国的非正式规则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冲突,这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诸多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为此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手,构建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从而为我国适应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建立提供支撑条件;实现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构建人与制度互动关系的良性机制;重构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组织构架缓解非正式规则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冲突。     

文化与制度耦合:一个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单项的和系统的制度。其中内在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内在制度在发展中可以“外化”,非正式制度可以转变为正式制度,由此可见文化与制度的重要关系。本文回顾和整理了已有的对文化与制度关系的研究,关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结论,试图构建这一前沿问题的研究平台。     

韦伯与斯诺：非正式制度认识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对正式制度的变革更为关注,认为正式制度是理性的,而诸如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不理性的。从中国汉代到清,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总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如保甲治理、乡约治理、宗族治理等,新疆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治理中是很独特的,新疆的基层治理方式自汉代以后,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如羁縻制度、伯克制度、督护制度、军府制度等,这些治理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遵循文化的特性。可以说,非正式制度在实现治理的过程具有理性的成分。当前,我们应该从重视正式制度安排转变到重视非正式制度融合．这对我国的基层治理实现“善治”提供了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