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金莲到曹七巧看中国女性的性悲剧

潘金莲和曹七巧,两个女性相距虽然近千年,但却有着类似的婚姻不幸和性的悲剧.她们的性悲剧,导致了她们人生和人性的悲剧;她们的性悲剧,其实也折射了封建专制社会中许多中国女性的性悲剧.     

中国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策略分析

采用2010年"百村个人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女性的态度;研究发现: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因其在上次婚姻中生育状况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接受有婚史的女性,正成为经济状况差、在初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男性的婚姻应对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男性群体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态度的改变。     

在黑暗的原野上呐喊——萧红与姜敬爱的女性悲剧意识比较

萧红和姜敬爱作为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女作家,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她们都从自身的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入手进行文学创作,对女性的悲剧意识的表现方面呈现出相同与不同之处.这种不同分别在婚姻悲剧与精神悲剧中体现出来,而女性的人生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别身份的悲剧.     

俄狄浦斯情结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婆媳矛盾

婆媳矛盾引发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屡见不鲜,以往论者多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层面上来解读.事实上,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深入到孤儿寡母的潜意识,人们不难发现正是或隐或显的"恋子情结"使婆婆在儿子的婚姻上进退两难,对媳妇产生怨恨、忌妒之情,并刁难和折磨媳妇.软弱儿子的"恋母情结"不但使矛盾难以调和反而有所激化,悲剧也就再所难免.封建宗法社会极端压抑和剥夺女性性欲的罪恶昭然若揭.     

《奥赛罗》中爱米莉亚的女性意识分析

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既是一部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也是一部女性命运的悲剧.爱米莉亚虽是剧中的陪衬人物,却处于全剧中心事件的漩涡里,在戏剧冲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文学批评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为切入点,分析爱米莉亚在父权和夫权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崛起和抗争,探讨她女性命运的悲剧原因.     

宋江悲剧新论

宋江的悲剧既是由体离的文化积淀而造成性格与行为的双重分裂所致，也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积淀子宋江性格中的“忠”是经过汉儒修正后的儒家伦理观念，“义”是被扭曲的墨家文化而衍生出的江湖侠义，两种观念当由个人行为规范转化为团体行为规范时，前者形成一种皇权意识，后者则形成一种集团意识．两者的二律背反，在皇权一元化的封建社会只能以个人与集团的悲剧而告终．从人性结构的角度看，追求自我实现是人性的一个基本层面．宋江既无法打碎现存的国家秩序，又企望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只有也只能选择认同主权，投靠朝廷的拒安一途，以遂己志．这种自我实现的人性膨胀，在导演了宋江个人悲剧同时，也导演了梁山集团悲剧．     

搞修正主义的必然是投降派——从宋江看投降派的政治特点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使梁山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悲剧,向革命人民提供了深刻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投降派的嘴脸。分析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全过程,总结投降派的政治特点,对于我们在现在和将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把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安娜·卡列尼娜与繁漪悲剧之异同

安娜·卡列尼娜和繁漪的悲剧命运既有惊人的相似,也有显著的不同。二者的遭遇既因婚姻的不幸、社会的无情,同时也不无时代的深深烙印。她们的爱情追求虽以悲剧结束,但也充分显示了中外女性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大胆向男权社会挑战的勇气。借此以安娜和繁漪的遭遇来反思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如何形成真正独立的人格,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     

《水浒传》中宋江悲剧命运根源探微

作者费尽笔力塑造的＂全忠仗义＂的宋江遭遇众多读者的厌恶和批判,造成宋江不忠不义的原因,在于作为个体生命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公共价值判断和规范的矛盾,即由于他追求功名之心与他所生的时代相违背而造成的。功名之心是宋江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所在;功名心使他惹上官司,狼狈逃命于天涯;功名心使他将梁山事业看做他博取功名的筹码,梁山事业和宋江个人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了必然。     

论《苔丝》的道德价值取向

哈代的小说几乎都是恋爱与婚姻的悲剧，这些悲剧往往与社会道德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反映了作者对于道德价值的取向问题。哈代的最后两部杰作《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袭德》发表后，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评论家和社会道德家的猛烈抨击，因为在这两部书中，哈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通过爱情和婚姻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同世俗眼光中的道德观念是背道而驰的。"[1]在《苔丝》出版时，哈代"以挑战的姿态在书中加上一个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性"，难怪批评家莫布雷·莫里斯谴责其"情节上虚伪和道德上不健康"[2]。但另一方面，也有…     

论古代戏曲中的婚姻描写

男女婚姻是古代戏曲中常见的题材,由于剧作家的身份及创作意图的不同,古代戏曲所描写的婚姻也有功利型、情性型、伦理型、政治型等不同的类型.功利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借助联姻以跻身上流社会,两者是"才"与"财"的结合;情性型婚姻描写的重点是男女双方的情与性,凸现了婚姻本身的特性;伦理型婚姻则通过对男女婚姻的描写,宣扬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相同的政治倾向之上,政治重于婚姻本身.     

苦涩的婚恋——福克纳笔下的女性悲剧再探

爱情一向被认为是人类美好的情愫之一,她是作家笔下亘古不变的话题。在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笔下,爱情不但没有给女性带来快乐和幸福,反而成为她们人生悲剧的重要一幕;婚姻没有给女性带来新生和归宿,反而使她们走进了新的磨难。苦涩的婚恋使福克纳创作的女性形象更具悲剧色彩。     

“三言二拍”的悲剧性评析

悲剧的内涵指的是悲剧冲突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审美属性,它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引发人们对于有价值的东西的珍爱,在痛惜中感奋起来,并化悲痛为力量,获得审美快感。本文从悲剧的判定、悲剧女性形象、社会背景与作者态度等方面对“三言二拍”中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文学作品中婚外恋悲剧的文化思考

婚外恋是典型的规范外恋情。婚外恋是婚姻的伴生物 ,也是婚姻的致命杀手。综观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婚外恋 ,可以看出 :“夫妻陌路”是诱发婚外恋的重要原因 ;因恋在婚外而受制于社会道德 ,故多以悲剧结局 ;男权中心文化更是婚外恋悲剧的始作俑者 ;避免悲剧一是要修正男女婚姻观的大角度偏差 ;二是要为婚姻和爱情减负———为婚姻注入适量的爱情因素 ,为爱情加进适量的现实成份。     

辛德瑞拉的水晶鞋与子爵的缎烟盒--也说"灰姑娘情结"与爱玛的悲剧

<灰姑娘>中的辛德瑞拉丢下水晶鞋逃遁而去最终等来了王子和爱情幸福,<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捡到了子爵的缎烟盒后渴望着与某一个子爵一类的男人共同改写婚姻的庸俗无聊,最终走进爱情幻灭自杀的悲剧结局.在男权主宰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水晶鞋"和"缎烟盒"这两个语言符号的实际所指是相同的,即女性共同的集体无意识--"灰姑娘情结",以及这一情结所导向的女性在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过程中丧失主体性的悲剧陷阱.     

论“纨绔子弟”对《孔雀东南飞》悲剧的促成

在《孔雀东南飞》中兰芝被遣,是焦、刘二人最终走向自杀悲剧的关键诱因。兰芝美丽、勤劳,孝顺公婆,堪称好媳妇的典范,为何还是得不到焦母的欢心,以致被遣送归家呢？这一直是《孔雀东南飞》研究的重点问题。笔者试图通过文本细读以及汉代社会对于婚姻的态度、看法,重新解读兰芝的被遣。认为,造成焦仲卿、刘兰芝婚姻悲剧的元凶不是焦母和刘兄,而是焦、刘二家周边的纨绔子弟。     

凌叔华对婚姻与女性解放的拷问

婚姻到底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女性解放的出路在哪里？凌叔华的作品通过塑造一系列女性形象,展现了五四时期女性的生存现状。不论是传统豪门巨族中的女性婚姻,还是为寻求个性解放,努力实现婚姻自主的现代女性婚姻,都呈现出悲剧状态。在凌叔华看来,在社会的整体解放没有实现的大环境下,单纯的女性解放,只能是空想。只有摧毁腐朽的婚姻制度,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才能冲破限制女性发展的婚姻枷锁。     

谈宋江的双重性格特征

《水浒传》的悲剧根源于宋江的悲剧 ,宋江的悲剧根源于他的双重性格。宋江把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葬送了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招安 ?招安的目的是什么 ?历来多有争论。本文认为 ,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和忠君的儒家思想赋予了他忠君又叛逆 ,主性与奴性兼有的双重性格 ,这种双重性格是造成梁山悲剧的主要原因     

伊莎贝尔的围城之困

悲剧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或偶然的 ,而是多方面因素碰撞的结果。亨利·詹姆斯《淑女画像》中单纯善良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的婚姻悲剧令许多读者为之同情叹息。青少年时期业已形成的对于自由、婚姻的模糊概念和矛盾认识 ,对于情爱的畏惧心理 ,以及从小养就的浪漫、富于幻想、惟美性格等因素的相互作用 ,酿成了伊莎贝尔的婚姻悲剧     

浅论鱼玄机的双重人生悲剧及其成因

鱼玄机是晚唐一位才貌出众而命运又十分悲惨的女诗人，是女性文学史上一位典型的悲剧人物。鱼玄机的悲剧具有双重性，本文试从其婚姻悲剧、人格悲剧来分析其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