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与重构——以皖南X村祠堂为例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进行交流和互动的社会空间及精神文化场域,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冲击下,乡村传统的公共空间面临着活动萎缩、功能弱化等诸多问题和挑战。近年来,祠堂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得以重建,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乡村社会文化现象。鉴于此,以皖南X村为例,分析祠堂的重建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文化记忆、交往维系、秩序整合等诸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以地方党委和政府引领、村民主体参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多重发展机制,可以有效重构乡村公共空间,共同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再生产——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乡村居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场域。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个案深描的方法,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探析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落表征及其再造逻辑。权力、阶层和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错位和缺场,使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物理空间压缩、社会空间冷场和精神空间逼仄三重衰落态势。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是权力、阶层和资本三种要素在空间重新协调匹配的过程。在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再造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力量充分在场,二者通过物质场所修复、社会关系生产和道德共识凝聚的交织互动不断优化空间再生产实践效果,但是市场资本的力量相对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空间生产的能力。     

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重塑乡村公共文化——以武汉市蔡甸区L村调查研究为例

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在当前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显得尤为重要,是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新的乡村文化模式,注重乡村自身公共文化的培育,着力发展村民自助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重心下沉到村一级来实现乡村文化生活的重建,最终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推进乡村的公共文化重塑,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尝试性的探索和提供新的路径。     

公共空间的变迁与城市日常生活——以近代南京茶馆为例

把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作为城市的研究目标,并非是研究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而是选择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为重要的空间。本文以传统城市文化最有力表现的公共空间之一—茶—馆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微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历史考察,以进一步探究社会转型期间南京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变迁。      

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路径探析——以社区能力建设为视角

在增强国家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文化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中心-边缘"政府治理结构往往将乡村社区视为文化建设的客体,而忽略其自主参与性和能动性。虽然以国家为主导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对改善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颇有成效,但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不足、不均衡及不可持续性等问题。通过对闽东一个典型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个案的"兴盛—没落—重建"变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社区能力建设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能起主导性和关键性作用。因此,应从社区能力建设视角构建新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即以乡村社区为主体,通过对社区资源的利用和社区资源链接能力的提升,从而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供给和服务体系。由此形成的社区能力建设路径或许可以为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转型和文化振兴提供新的方案。     

乡村社会整合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研究——以皖南A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网络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治理建设的联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研究趋势之一。聚焦于皖南A村微信群,采用线上参与观察与线下个案访谈法,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来考察A村微信群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表征与运行机制。从社会联结、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等多层面出发,深入挖掘微信群这一新型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关联。发现网络公共空间已成为搭建村民社会联结的桥梁、建构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场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局限性,为建构乡村社会秩序、促进地方认同以及实现地方社会整合提供可行性尝试。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从丧葬礼仪的变迁看民间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以山东省碑坡村丧葬礼仪的变化为个案分析

形成于传统社会的民间文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环境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民间传统文化所位育的乡村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在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一些民间文化传统也不断发生着改变,但民间文化在变迁中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应正确对待民间传统文化.     

乡村公共文明语言景观研究——以安徽省传统村落为例

构建乡村公共文明语言景观对乡村语言治理和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比较缺乏对传统村落语言文明的实证调查,故以语言景观理论为视角,以家风家训、敬惜字纸等传统形式,展现传统村落礼仪文明语言景观的历史风貌,同时通过解读文化墙、公示栏、数字技术与语言景观的交互关系,呈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传统村落公共语言文明。乡村公共场所语言文字规范性不足、村民语言文明素养不强、乡土语言文明资源传承乏力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可通过加强对国家语言政策的宣传引导,重视提升语言文明素养和语言服务,传承保护优秀乡土语言文化遗产等路径切实推进乡村语言治理进程,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探析——以肇庆古蓬村古祠建筑群为例

乡村要振兴,文化是灵魂,文化赋能可以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内部驱动力和哺育支撑。乡村文化资源作为优秀乡村文化的外化象征物,对其保护与利用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肇庆市古蓬村是广东省重要古村落之一,深具文化资源赋能潜力,在对其古祠建筑群文化资源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方案,找到文化资源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振点,激活二者间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美丽乡村蓝图的绘就增添文化助力。     

文化自觉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探析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视角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文化不自觉的表征: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体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需要以"内生"代替"植入",以"乡土文化"代替"城市文化",以"主体均衡"代替"主体偏向",以"公共性重建"代替"公共性缺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的经济表现——以甘肃石节子村美术馆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共空间的范围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其功能和特点越来越需要被界定和提升,公共艺术作品便是填充与体现特定区域审美水准的标杆之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识。本文以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石节子村为例,阐释雕塑这种公共艺术作品给乡村带来的经济表现。直接的经济表现为增加了石节子村村民的收入,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间接的经济表现在使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村民的自信意识得到增强,生活品质得到提高。     

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与宋词的俗化——以酒楼为例

宋代都市高度繁荣,形成了以酒楼这一消费娱乐场所为代表的都市公共文化空间.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孕育的是俗文化,俗文化具体体现为追求酒色耳目之娱.流行于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词,深深地打上了俗文化的烙印,词体以艳丽为本色.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空间优化研究——以山西街村为例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乡村文化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功能转型与空间结构优化的双重压力.以泰安市传统村落山西街村为例,提出乡村文化空间的概念,并依据景观生态学中"缀块-廊道-基底模式"将文化空间结构概括为文化节点、文化轴线、文化域面三种形态,探索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结构变化过程以及空间优化,山西街村的文化空间在发展中存在弱联系、...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多元价值

目前,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复兴已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和挖掘其内在功能和价值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看,乡村公共空间具有生活、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元价值,并具体表现为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产业兴旺,拉动乡村经济发展;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繁荣乡村文化生活,推进乡风文明;以及优化乡村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主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供需不对称、重“植入”轻“培育”、项目制弱化了本真文化等问题,广大村民成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观众”。乡村文化的执行主体、承接主体、责任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出现乡村文化内卷化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创新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从空间的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建设,重构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物理空间、价值空间、制度空间、角色空间。通过空间转向建构社会资本,提升乡村居民信息交换效率,提升互信水平,拓展行政权力与乡村居民的对话通道,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激发村民的文化情怀,形成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乡村发展环境已经从初期发展阶段时专注农业产业转轨到目前的乡域整合发展格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在于转变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形成基于乡村本真的文化氛围,提升村民的内在素养。     

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

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是未来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可达性高的公共场所、合作参与的集体行动、多元包容的空间理念、混杂复合的社会功能和公益共享的价值追求等五个方面。但处于转型期的乡村,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的缺失、空间发展理念的迷失、社会功能的弱化以及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公共性困境,给社会整合和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方面共同推进,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