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反思与重构

最低生活保障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与贫困线并不完全一致，贫困线只是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重要参考依据，而导致最低生活保障线与贫困线不等同的根源在于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影响因素。因此，在全国性法律文件中重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方法时，应当授权地方政府在当地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30％之间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但是不得低于当年国家贫困线；如果因为直接将当年国家贫困线确定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超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立法时应当强化中央、省、市各上级政府特另日是中央政府的救助责任。     

关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几个重要问题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我国实施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注意和解决。如在乡村推行这一项制度的问题、三条保障线衔接问题、地方财政上的问题、筹资渠道的问题等等。我们应该要加以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定的模型构建及应用

以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为基础,按照农村居民生存和发展两类需求标准,构建了用于测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核心模型和扩展模型,并以陕西省为例,应用两模型对1993-2005年陕西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测定,进而对未来25年陕西省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预测与比较,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水库移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算研究

水库移民在搬迁后面临着极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所以构建水库移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是移民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重要环节,而水库移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算是关键的部分。笔者从测算原则入手,建立了水库移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算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并结合算例进行了计算。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项惠及近九亿农民的最大民心工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难题在于:如何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参考国外学者测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探寻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测算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方法,并加以证实.     

安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本文研究的贫困问题包括贫困测量和贫困变动原因及其预测。对于贫困线的确定,本文试图在数据的选择处理、食物贫困线的研究上有所进展,在基本生活消费中的非食物消费支出的确定上引入“马丁法”,并就“马丁法”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方法。在贫困测量方面,将试图使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在安徽贫困研究的实践中运用。在贫困变动原因及预测方面也力争有所作为。 一、贫困线确定 贫困就是缺乏足够的收入维持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状态。这种最低的生活标准     

对我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某些思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一项保证,是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具体体现.本文针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保障对象、保障线的确定、保障的覆盖面、保障资金的管理、筹措和增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构建农村"低保",成本有多大?

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于1999年立法,可是,目前没有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统一立法。通过研究,发现无论在绝对贫困线还是在相对贫困线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补助支出在GDP和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都很微小,也就是说成本很小。只有农村庞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才谈得上新农村的建设。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保护弱势群体与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客观认识和科学评价这一制度的运行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运用DEA分析方法,选取3项投入指标、2项产出指标,对我国31个省市区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贵州、西藏和甘肃4个省区的支出是有效率的。从三大区域来看,西部地区的支出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最低。要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效率,中央应当加大财政投入,无效率省区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提高支出水平以及资金配置效率,制定科学合理动态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来提高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效率。     

贫困标准测算的理论与决策实践：以广州市为例

贫困线的制定,是一个关乎理论与决策理念的问题。在对国内外贫困保障标准（贫困线）理论研究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生活形态法、基本生活需求法相互结合的方法探讨贫困线的研究路径,并以广州市的城市贫困标准的制定过程为例,对贫困线制定的理论与决策理念进行了探讨。     

中国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1978-2004)

1978年以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减贫却出现了放缓的趋势,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贫困型态。增长质量下降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的贫困人口受益比重下降以及获取收入机会的减少,是中国减贫放缓的重要原因。中国应该构建新的减贫战略,内容包括调整国家贫困线,实施有利于减少贫困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重视弱势群体社会参与机会的增加,提高贫困人口能力等。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贫困线与我国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问题已成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对比国内外有关贫困及贫困线测度方法的异同,中国贫困线的划分应根据具体国情,因家庭规模、收入状况及地区分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我国农村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脆弱性动态演化分析

利用1993～2009年CHNS的6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采用统计分析和转移矩阵的方法,分析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脆弱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贫困脆弱状态是一种暂时性贫困脆弱状态,并且脱离贫困脆弱与进入贫困脆弱现象并存;脱离贫困脆弱和进入贫困脆弱均呈现状态依赖性,在脆弱线附近群体更容易进入和脱离贫困脆弱;贫困脆弱群体的不同阶层脱离贫困脆弱后,大部分家庭进入非贫困脆弱群体的阶层有所差别,非贫困脆群体的不同阶层进入贫困脆弱后,大部分家庭均进入贫困脆弱群体的较低阶层;同时,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演化作用机制。     

贫困的定义与我国反贫困问题思考

用低收入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样的词汇来定义贫困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需要。一个人的贫困,除了生存需求的保障,还应包括权利、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应采用相对标准,如居民平均收入的30％～50％或5％～10％最低收入人口比例而非某个人为的绝对值。反贫困工作在国家来说应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对贫困者的关切和救助。真正的反贫困行动,除了给予贫困者生存和生活保障,还应积极铲除人们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帮助他们踏上发展的阶梯。     

服务对象眼中的社区矫正社工及其服务——以上海为案例的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探察服务对象对社区矫正社工及其服务的评价,有助于了解上海市社区矫正的现状。调查结果发现:服务对象对社区矫正社工及社团存在一定的认知不足和认知偏差;社工为服务对象提供了丰富且有针对性的服务,这些服务满足了服务对象的多种需要,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从总体上来说,社工在专业伦理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知情同意方面尚有待加强。这些结果为进一步做好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资本与扶贫发展

社会资本的概念,在一些学者的推介下日趋流行,世界银行也将其纳入在资助的扶贫项目框架之内,国际扶贫机构世界宣明会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进在中国农村发展项目中,藉着参与式的扶贫开发,帮助社区建立社会资本,摆脱贫穷。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分享经济对Airbnb房源集聚社区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了深入探究分享经济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在对上海Airbnb官网的5 502个房源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上海Airbnb分布特征,在Airbnb房源较为集中的社区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研究Airbnb发展会给社区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Airbnb在上海发展迅速,在空间数量和房价方面均呈现出从中心城区向周边递减的趋势,交通便利、具有上海风情的房源受消费者关注显著;在Airbnb房源集中社区,Airbnb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因素集中在房源所在社区类型、旅游者个人素质、租房目的等方面,目前Airbnb给社区带来的影响总体较小,尚未引起社区居民的反对;社区居民对这种分享住宿形式较为关心的是可能带来的在社区冲突、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消极影响与问题,对提升社区知名度与形象方面持积极态度。研究表明,管理机构和Airbnb应该共同建立制度,运用技术手段,避免给社区居民带来潜在的社会风险或环境安全问题。     

中国城镇贫困陷阱问题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29个省份城市居民收入5等份数据,运用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城镇贫困陷阱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采用粗略的5等份数据情况下,我国海南、河南、江苏、江西、山西、湖南和上海7省市城市居民收入存在非凸性。收入非凸性的存在,说明这些省份存在不稳定的低水平均衡点,即存在所谓贫困陷阱。因此,在政策上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整合,使最低生活保障获得＂合力效应＂,避免城镇居民落入贫困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