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文学

一.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研究.对于诗歌理论本身是如何发展的,它有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它的审美认识和审美理想是怎样积聚和升华的……这一切没有一位理论家作过较为明确的阐述。陈良运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认为,历览前朝后代的诗歌论著,我们会发现五个复现率很高的审美概念:志、情、形、境、神,它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五根重要的支柱、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这或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美学结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区别于西方艺术理论从“模仿”、“再现”到“表现”的发展程序。发端于言“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形”,注意了“感性显现”,但虽有“模仿”、“再现”而没有改变     

论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建安时期“群彦蔚起”、“门户各立”,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建安诗歌“五言腾踊”、“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六朝诗人踵其步武,继其风范,“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唐代诗歌革新运动也以“汉魏风骨”为旗帜,心慕手追,奉为楷模。然“陈思为建安之杰”,“邺中诸子,陈王     

汉语新诗的“雅化”及其前景

从古代汉诗的发展路径来看,一种样式能不能最终达到高峰水平,取决于能否走出初创时期的相对粗糙,逐步实现自身“升级”。诗歌不管涉及何种题材,往往都不停留于原生状态或世俗水平的逼真表现,从内涵到形式都是最为倾向于“雅化”的文学样式,“雅化”因而成为汉诗“升级”的必然选择。抒情为主的艺术与叙事为主的艺术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互相排斥、互相替代的关系,这种非“同质”关系,决定了所谓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由小说、影视艺术等取代诗歌为不可能的假想,信息化时代为诗歌艺术创造了重要机遇。     

抒情传统与南社诗歌

南社人跟抒情传统的关系至为密切。抒情不只是落实在诸如“南社情僧”苏曼殊身上的浪漫行为,而是牵涉到历史与记忆,主体与世界,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纠葛,表征着南社群体普遍的承担和创伤。重新启动“抒情”的公共性,构成了南社人对待诗歌整体想象的基本起点。南社人诗歌观,体现出经典意义上的抒情传统的延续和回归。他们以表征与介入“世变”作为“诗歌之道”,倾向于欣赏贯穿私人与公共空间的诗歌,反对耽溺于风花雪月的私人生活。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李白《古风》（其一）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我志在删述”，是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获麟”意同“杀青”，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诗对扬、马赋持正面评价，“扬马激颓波”之“激”意为遏制。诗将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绮丽”，既是以“大雅”、以扬马赋为参照，更是以盛唐诗歌为参照，“清真”正是对“绮丽”的反正与批判。     

网络诗歌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网络不仅为诗人创作提供了自由空间,而且为诗歌发表提供了“绿色通道”。由文字、声音和图像等综合而成的网络超文本诗歌和多媒体诗歌充分体现了网络媒介的优势,可能成为未来网络诗歌的发展方向。目前网络诗歌的特点是“热”而“乱”,文字垃圾多,诗歌精品少。网络诗歌应该强化文体意识,服从诗歌的艺术规范;网络诗人应该坚持网络诗歌本位原则和民间化立场;诗歌理论界应该加强对网络诗歌的美学标准和创作机制等重大诗学命题的理论研究。只有把网络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文学强势,才能促进网络诗歌的健康发展。     

诗俏禅门原微

在文学家族的所有成员中,唯诗歌与佛禅结缘深长。诗俏禅门原因有三：一是禅家“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的深刻悖论,使其终于找到了“不确语”亦“不诳语”的诗歌,诗歌那种似无指证的含混性,正是禅家旨意得以传达又免除了尴尬的那种“文字”;第二,两者在思维的直觉方式上合乎逻辑地走到了一起,诗家称“费尽心机做不成”,禅家认为“理奥绝思量”,他们都借重于直觉把握世界,诉诸“妙悟”而“不涉理路,不落言銮”;生命传达的诱惑以及为这种诱惑所驱使的生命之实行精神,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浑整的第三教外原因。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后新诗潮的艺术实验及其价值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诗坛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诗歌的既成定义不断被突破,诗歌的面目似乎越来越模糊,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诗歌了。在８０年代中期,当“朦胧诗”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挣扎而屹立于诗坛之时,又出现了一个诗的“大爆破”运动,继“朦胧诗”之后...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新时期诗歌的衰亡缘由及其社会学评价

新时期的诗歌已失败而走向衰亡。某些诗人是造就诗歌病态及诗歌尴尬的主因。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新诗潮”中存在朦胧、古怪、粗丑、反传统、反“诗美”等极端、病态现象,严重地反危害于诗歌。诗歌是社会学范畴之一方面,诗人要扮好社会的“正式角色”,走进大社会,创作合乎社会期望和审美规范的作品,维护诗歌永恒的生命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论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陈子昂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而其诗歌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此序言筒意丰,见解深刻。如:抨击齐梁绮艳遗风,纠“四杰”矫枉过正之偏,坚持以复古为革新,崇尚“魏晋风骨”传统,倡导“风雅”“兴寄”,追求诗歌刚健的风格等,多为诗人的真知灼见,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故其在唐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从“三元”到“四元”——马一浮诗歌史观的理论渊源

马一浮先生的诗歌史观主要体现在他的“四元”说中，在他看来，“元嘉”、“元和”、“开元”、“元祜”这四个时期分别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在理趣、格律、才情、学问等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后学者若能将四者长处一一参透，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必能有所成就。马一浮先生的这种观点显然脱胎于陈衍、沈曾植论诗之“三元”说，三者之间既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更有着深刻的内在区别。从中不仅可以看出马一浮先生与陈、沈二氏在品评诗歌之标准方面的不同，更显示出他独具特色的诗歌史观。     

从“玫瑰”意象的转变看叶芝象征主义的发展

“玫瑰”是叶芝诗歌中频频出现的一个意象。更为重要的是,“玫瑰”见证了叶芝象征主义的发展。本文从感性与理性象征、想象力运用、韵律表现三个方面分析叶芝两首不同诗歌中玫瑰意象的转变和丰富,从而近距离剖析和理解叶芝象征主义的发展历程。本文所选诗歌《隐秘的玫瑰》和《玫瑰树》分别写于1897年和1917年,两首诗歌相隔20年,代表着叶芝两个不同时期的诗歌风格和特色。对这两首诗歌中“玫瑰”意象的分析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叶芝象征主义的发展及其特狂。     

“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朱湘诗歌论

1 有人说新诗是“泊来品”,这话并不确切。固然,产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诗“别求新声于异邦”,①诗人们从西方借鉴,不但引进西方的诗歌形式,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生活感受、意境、情绪等,也引起过“五四”以后中国诗人心灵上的共鸣,触发过他们的创作灵感,甚至被明显地“引进”到中国诗歌作品中来。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外来因素,中国诗歌随着时代而变革的主观条件和内     

张力与工拙——中西文论范畴之比较

在西方文论中,“张力”是用来进行文本意义结构分析的一个概念,后被延伸完善成为新批评学派诗歌批评的原则和标准;“工拙”源于中国诗歌的写作技法;梁人沈约首次以“工拙”论诗文,后经宋、明、清三代的演绎和拓展,“工拙”也被完善成了一种诗歌的审美批评标准。“张力”与“工拙”衍生于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土壤中,在性质各异的文化特征中却有着相似的思维状态和审美旨归。     

宫体诗派与古诗的律化

中国古代诗歌的真正律化过程始于南朝,从事这种古诗律化的生力军是横亘于南朝诗坛的宫体诗派。宫体诗派的诗人在当时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中,继往开来,革新求变,构建了五言诗中的“新绝句”、“准五律”和七言诗的“隔句韵式”,这些南朝诗歌中的新体或变体是古诗律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渡样式,是古诗演变为格律诗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为近体诗的成熟和七言新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