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唐代山东籍士族仕宦与地域分布——以两《唐书》为中心

受唐代不同时期政治局势、入仕途径及朝廷施政方针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籍士族在唐代的政治影响力也经历了从初唐相对沉寂,盛唐蓬勃发展,中唐稍有回落,晚唐短暂回光的变化。唐代山东籍官员及宰辅在地域分布上以沂州、贝州等地为主。有唐一代,山东籍士族在今山东地域始终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力。     

庾信后期政治抉择中的矛盾性

庾信后期的政治抉择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政治情感方面,既有因为离开故国而痛不欲生的哭诉,同时又主动向北朝统治者示好,为北朝统治者歌功颂德;在处世态度方面,既想隐遁不仕以保全节操,又主动要求做官,长期摇摆于出仕与隐遁之间。庾信后期政治生命中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导源于他的士族人生观。通过个人的努力,建立功名、耀祖光宗是庾信一生不变的追求。庾信矛盾的人生观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集中体现了六朝士族阶层在政治道德领域重家轻国的共同价值取向。     

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主要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精神的时代之一,胡人在其文化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太平广记》为主要参考文本,兼及正史、墓志的一些记载,考察其中关于在朝廷上活动的胡人的记载,同时注意到作为叙述者的汉人士族对于胡人的态度,尝试探讨来华胡人的文化认同、政治命运以及汉族士人对他们的态度,以期更好地理解唐宋之交文化心态、外交政策由开放走向封闭这一过程。     

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聘财和嫁妆

聘财和嫁妆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一种礼和俗,至中古时期演变为婚姻重财.唐代婚姻重财经历了从前期重聘财到中后期重嫁妆的演变,这是唐代以士族的衰亡和官僚阶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变革和以出嫁以后女子生活中父权地位下降、夫权地位的上升为特征的家族权力变革的结果.     

试评魏晋南北朝的士族

士族,亦称作“世族”、“势族”、“世家大族”,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起源于汉代“察举、征辟”制,在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后掌握了选仕大权,到东晋时发展到鼎盛阶段,南朝时期走向衰落。士族在中国历史上历数百年,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第一,应该肯定:士族作为魏晋政权的主要支柱,对于结束汉末以来的封建割据和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曾起过积极作用。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政治上一片黑暗,在各级官史、豪强地主的巧取强夺下,人民生活极度困苦,被迫揭竿而起。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豪强地主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名,纷纷招     

试析武则天时期士族地位变化的原因——从宫廷斗争的视角

门阀士族作为中国地主阶级的一个掌握特权的特殊阶层,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唐朝,门阀士族逐步丧失了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武则天统治的前后一段时期,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士族阶级自身具有的集团性、分裂性以及皇族统治集团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士族的地位经历了一次直线式的下降,加速了士族及士族制度的最终消亡。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言谏”和“诗谏”是代表知识阶层的唐代文人群体参与政治的两种形式。唐代文人或出于职司言责、或仅凭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而直言极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进步，并直接促成了唐代帝王在某些历史阶段“从谏如流”局面的形成。唐诗具有针砭时弊、抨击社会阴暗面的强烈政治色彩，因此，唐诗也就具备了诗谏的特色。文人是诗谏队伍的主体，诗谏的内容涉及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诗谏这种形式也与唐代相始终。     

浅议日本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平定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重要战役。这场战役是日本革新势力与守旧势力的一场总对决,是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以中下级武士为多数的士族阶层是推翻幕府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保留着巨大的权利。而明治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触犯了士族阶层的利益,二者激烈的冲突下最终演变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士族的失败和明治政府为首的新兴势力的胜利。西南战争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场战争扫清了日本士族势力,使政权完全集中于明治政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

南朝齐梁时期 ,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齐梁君主对门阀士族的基本态度是 :改朝换代之际 ,利用门阀士族来装点门面 ;让他们充当御用文人 ,以满足自己对文采辞章的偏爱 ,仅此而已。与此同时 ,门阀士族政治、经济地位则一落千丈 ,代之而起的是寒人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全面控制。士族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生存处境 ,然而进退失据 ,应变无方 ,自处乏术 ,最终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程     

试论唐代吏部尚书出身与人仕途径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与前朝制度无大差异,但职权大小略有不同,在法理上,其一直属于吏部长官,这点无可置疑.就其出身与入仕途径而言,唐代吏部尚书出身阶层相对都较高,多数通过科举等进入仕途,起家官相对也优越,在唐前期各朝几乎都有非郡姓出身吏部尚书,说明唐前期已开始摆脱南北朝门阀士族控制人事权力的局面,在用人上已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态势.而唐中后期士族出身者特别南北朝旧士族为保持其门第兴盛,必须倚仗科举入仕,加上科举入仕已为重要入仕途径,故而出自士族阶层者逐渐增多.科举出身者在吏部尚书担任者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前期吏部尚书起家官情况比较复杂,至后期较多起家为校书郎者,起家官中为地方官且为节度使属官的情况是后期独有现象,人数不少,乃后期可考起家官最多的一种.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论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

本文从唐代商人入仕与唐代后期官商阶层两个角度,对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作了深入的分析。第一部分指出,唐代商人入仕途径广,人数多,促使唐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同时论证了商人入仕的局限性,强调对唐代商人入仕的社会影响不能估价过高;第二部分对唐后期官商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指出官商在经济上与政府的合作性、政治上对封建官府的依附性。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

沈氏家族在两汉之际迁居吴兴地域之后,政治社会地位起伏不定,最终在由孙吴亡国而引发的江南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中上升为吴姓豪族。自兹以降,吴兴沈氏又进而力图谋求士族化,却以先后两次家难而告终。其在汉晋之际的沉浮升降,实际上反映了非士族阶层在日益狭小的发展空间内,艰难奋进却又屡遭挫折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