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透明的镜子:司马孚在魏晋政治中的形象与地位

司马孚是魏晋易代之际一位重要但容易被学者忽视的人物,《晋书》将其塑造成心怀前朝、不问世事的政治隐逸者,但事实上司马孚有大功于晋室,史书类型化的书写遮蔽了这一复杂而矛盾的形象。司马孚与陈泰在魏晋之际有着相似的地位与表现,这些例子都凸显出当家族与国家两者发生冲突时,士人群体面临的道德困境。魏末士人所处的时代,上承汉末清议风潮的余烈,下开士族社会注重家族利益的风气。正是由于处于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期,因此,家与国之间的纠结,公与私之间的颉颃,都在从魏臣到晋臣这一复杂转换的历史图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析李登辉的“一纲五目”

李登辉在台北会见了日本作家司马太郎,在谈话中,抛出了他的“一纲五目”的台独纲目: 一纲就是“建立台湾人的国家”。其要害是否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登辉认为中国这个词是含糊不清的,他声称,台     

司马迁治史价值观新探

司马谈临终前谆谆叮嘱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道出了司马谈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扬名后世”的治史价值观。这种立言扬名的治史价值观,也成为司马迁治史的价值取向,成为他身处厄境而奋进不止的强大动力。本文试对此作一分析。     

指南针、印刷术从海路向外西传初探

我国发明的指南针、印刷术是经过什么途径向外西传呢?这是学术界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笔者通过许多有关史料探讨,认为是通过海路向外西传,泉州很可能是指南针、印刷术向外西传的主要港口。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关于指南始祖“司马”的记载。葛洪在公元四世纪之《抱朴子》中已将针和“司马”并列(当时司马一般认为系磁杓之置于式之地盘上者)。在九世纪末或十世纪文献中,不仅提到磁针,而且有磁偏差的数值。曾公亮(泉州人)在公元1044年主编《武经总要》时描述过指南鱼。他说:“当车队遇到昏暗天气或是夜晚,方向不辨时,     

司马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司马迁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深谙道家思想。他在《史记》中娴熟自如地运用道家学说,吸收了道家思想中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宽容因循的政治主张和谦让退藏的处世法则。同时又摒弃了道家思想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小国寡民”的社会思想和“绝圣弃智”的文化思想。他兼通百家之学,其学术思想是对百家学说之精华的融汇,符合战国中期以来思想文化融合的必然发展趋势。     

《唐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文书校读札记

《唐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为一件下发给校尉团的符文,符有逐级下行的特点,西州都督府并不能下符给校尉团。州府司马有判理州、府事务的职能,在文书处理中职掌通判,也可行判文书,但并不参与文书处理过程中发付、检请、勾稽等环节。“下军团符”中司马负责签发文书,与州府司马职掌不符,而折冲府司马在文书处理中掌付勾稽和判理府务,可以造立签发文书。文书中钤盖的印章为三列布局的方印,与西州都督府之印的两列布局不同,首字为“左”,而咸亨三年西州仅有前庭府属左卫系统,印文应为“左领军卫前庭府之印”。下军团符实是一件前庭府下发给其辖下机构某校尉团的符文。     

说《史记·儒林列传》中的儒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其中评论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短长,极力推崇了道家的思想,认为它是采各家之所长,“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如果为国者“欲与天地久长”,就应该接受道家的“无为”又“无不为”的观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有以治天下”。根据这一点,有人便     

试论杜甫的爱国主义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仕宦家庭。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翰显时”,曾写过如“云霞出海曙,杨柳渡江春”(《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这样色彩清丽的“近体”警句。他的父亲杜闲曾是兖州司马,也是一位严谨耿直的“守官”。因此他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到了儒家“匡时济世”的思想熏陶。这是杜甫所以能够成长为伟大诗人的先决条件。     

“谪仙人”始于李白自称——《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系年辨异

李白自称“谪仙人”,他在两首诗中说得最为直接和明白。《玉壶吟》云:“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吟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勒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玉虽爱峨眉好,无奈罐中妒杀人。”《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简称《答》):“直莲居士谪仙人,酒肄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     

太平天国两司马小议

太平天国职官有两司马。据《天朝田亩制度》载,两司马是最基层的官。在军中统率二十五个兵;在城镇乡村管辖二十五家。本世纪史家治太平天国史者,都依据《天朝田亩制度》确认有“两司马”,即认定此为太平天国所设官职专称。我以为不确,“两司马”应该指包括正、副的两个司马的统称。理由如下：（一）见太平天国兵册。据张德坚《贼情汇纂》所录《前十三军前营前前一东两司马吉添顺统下兵册》就有“前前一东正司马”吉添顺和封为“前前一东副司马”的汪万菁;此乃缴获档案,可推论其余兵册也必有正、副两司马者。（二）太平军中有“副司马…     

两晋时期民间应对灾害策略

两晋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广大民众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实践中,种植抗灾性能强的作物、改良种植技术以防灾备荒。灾害发生后,宗族救荒、邻里互助、抗灾自救起了相当作用。     

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晋侯与周王世次对应关系存在明显错误,晋靖侯至晋穆侯的系年有讹脱。根据古文献、金文、考古资料可以对《史记.晋世家》进行订正。自周成王至周幽王十世,犹自唐叔虞至晋文侯十世,世次基本对应。进一步,还可考证出晋靖侯以降西周时期晋侯系年。     

略论西夏与金朝的关系

北宋、辽朝灭亡后,西夏与金朝关系密切。夏金初期的交往是明争暗斗,在一系列事件中,矛盾激化。后基于国内的改革与发展,夏金关系有所改善,使臣往来频繁。夏金关系友好的同时,还出现过三次破裂,导致两败俱伤,终被蒙古所灭。     

金代马球散论

女真建国前,马球已经自契丹人中传入女真人中。女真人的马球游戏规则沿袭了唐宋旧制,但也存在小的差异。金代马球相当普及,各府州都筑有球场。金宋虽然都盛行马球,但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却不一样。金初女真人视马球为加强武备的途径,宣宗以后,由于女真人与汉族人观念上的趋同,马球在女真人眼中也仅仅是娱乐活动了。     

晋代史论探析

史论作为晋代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展现了晋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层面。无论是其撰述形式方面“总论”和历史评论专书的首创 ,还是内容方面关注现实、历史观念上多方向探索的理性思维精神等 ,都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由史论所折射出的以史为鉴、具有浓厚儒学色彩的史学思想则增强了晋代史论的时代特征。因此 ,晋代史论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编金诗校订--兼评《全辽金诗》

在<全金诗>出版之后不久推出的<全辽金诗>,订正了<全金诗>的一些错误,辑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它存在的疏漏和谬误甚多.特别是<全辽金诗>在诗篇收录、标点断句、文献标注规范,诗人小传考订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不辨析指出.     

晋国与陆浑戎

晋国与陆浑戎没有姻戚关系,两者的联盟另有原因。陆浑戎之东迁,是秦国驱逐的结果,而晋惠公接纳此戎,应是其被俘求释时答允的条件。晋国安置陆浑戎,是两家联盟的前提。晋文公行贿于戎,则是联盟的必要条件。文公南下东出,无侧背之忧,与陆浑戎所处位置与态度关系甚大。可知文公称霸,即有联戎的因素在内,崤之战只是联盟协同作战的一例。     

《金瓶梅》故事编年厘正

对《金瓶梅》故事进行编年考察 ,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目前国内外学者所编制的几种编年专稿中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误。严格按照《金瓶梅》故事发展的自然流程和相关的时间线索予以重新厘定 ,是很有必要的     

金代职官致仕制度考述

金代职官致仕制度经历了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过程。金代官员的致仕年龄,基本上沿袭前代的制度,大约为70岁左右致仕,也有大于或者小于70岁致仕者。金代官员的致仕条件,包括正常致仕、超龄或年老致仕、主动申请提前致仕、因疾致仕、以罪致仕、不胜任者勒令致仕等六方面。金代致仕官员的待遇,主要在俸禄与升迁官位两方面,凡致仕者都可得到朝廷给予的半俸,此外还根据政绩与致仕年龄,普遍给予迁官的待遇。     

试论两晋教育的特点

两晋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在政治、经济领域特权的确立,教育上也逐渐有了享受特权的渴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两晋教育呈现出有异干两汉、三国的明显特征,不仅出现了为适应门阀大族的等级制学制体系;同时,门阀大族为确保世及之荣,更注重子侄的家学教育,累世传承某种知识或技能,并以此获得门第的保障,导致家学教育的勃兴;而儒学独尊地位的被打破,教育内容更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