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趋势及其价值基础研究

刑罚轻缓化,是体现刑罚人道性和不可避免性的制刑、量刑以及行刑方面的宽容、轻缓的一种价值理念和制度取向.刑罚轻缓化以人权保障与刑罚效益为价值基础.刑罚轻缓化是人权保障的平衡性和作为人权保障手段之法治运行的自发性的必然诉求,它有利于节约国家刑事司法资源,节省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资源等社会资源,降低其制度化成本.     

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根据

刑罚轻缓化作为一种轻缓的刑事政策,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根据包括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理论根据是指刑罚的人道性、刑罚的谦抑性和有限性;现实根据是指发达的经济基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基础和先进的社会文化基础。     

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可行性分析

刑罚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罚的总体发展趋势。从我国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刑事政策基础等现实方面和刑罚功能有限性以及犯罪必然性等理论认识来看,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具有可行性。但是刑罚轻缓化有一定的限度,它要受到我国社会平均价值观念、国情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限制。     

刑罚轻缓化理论探析——兼论我国盗窃罪刑罚结构

虽然目前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从现行刑法典的刑罚体系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上还是一部偏重的刑法.在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大潮下,我国也应该充分考虑国情,摈弃重刑化思想,这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死刑的严格限制适用政策以及罚金的适用与刑罚轻缓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科学化.在刑罚轻缓化语境下修正盗窃罪刑罚之不足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也是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我国刑罚体系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的刑罚体系经历了奴隶制刑罚、封建制刑罚、近代刑罚、当代刑罚,直至发展到现代刑罚。整个刑罚历史呈现出由残暴、落后朝着慎刑、文明的轻刑化方向发展。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刑罚体系而言,我国当前适用的刑罚体系在诸多方面仍表现出了重刑色彩。为实现刑罚的轻缓化,需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提升罚金刑的刑罚地位,并进一步完善资格刑的内容。除此之外,司法上的重视和重刑观念的转变则是刑罚轻缓化的最有效途径。实现刑罚轻缓化,应当做到司法先行,立法跟进。     

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探析

毋庸置疑,在整个国际社会对环境犯罪处以轻缓刑罚的背景下,我国亦应该对环境刑罚采用轻缓化的原则。诚然,我国的环境刑罚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环境刑罚制度。在环境刑罚中要突出自由刑的适用,扩大并完善财产刑的适用,明确财产刑中过于模糊的规定,逐步改善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过于单一的缺点和功能上的不足,同时提高对辅助刑罚措施的关注。在环境犯罪方面,在适用传统刑罚措施惩治的基础上配合适用辅助刑罚措施,使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实践不至于成为一纸空谈。     

论犯罪形势与刑罚轻缓化

目前我国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重大责任事故类犯罪与暴力犯罪特别突出。有学者因此反思严打政策,并主张刑罚轻缓化,认为刑罚轻缓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刑罚轻缓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刑罚轻重取决于罪行轻重,现代刑罚的本质特征依然是严厉性、痛苦性,只不过是刑罚方式发生了改变．刑罚并没有轻缓!刑罚的发展变化最终由刑罚的本质所决定,不应随什么潮流或者趋势。应对目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必须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均衡三大基本原则。     

轻微犯罪行为的分流处置机制建构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不断进步，国家立法机关越来越注重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在我国犯罪轻缓化的大背景下，刑罚轻缓化已经成为当下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司法机关就轻微犯罪的出罪机制问题仍在于轻微犯罪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界分不清，导致了“入罪就量刑，出罪就免责”的现状。通过对轻微犯罪的定性对其分流处置，打破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投入司法资源不匹配的局面，将司法资源集中投入重罪的治理中，从而进一步保护法益、保障人权。     

和谐社会建设与刑罚轻缓化

刑罚的价值观是刑罚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贯穿于制刑、量刑和行刑等整个刑罚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应当实行刑罚轻缓化。刑罚轻缓化的实现途径具体包括加强刑罚轻缓化的宣传教育、提高法官素质、限制死刑适用、下放酌定刑的核准权、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等措施。     

矛盾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重刑主义探讨

研究重刑主义,对于正确、理性认识当代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中国重刑主义的演绎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矛盾的斗争发展史,辩证唯物的矛盾统一与和谐原理视角给探析重刑主义的发展规律以新的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刑罚轻缓化这一重刑主义演绎的历史归宿和客观必然.     

我国限制死刑趋势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体现了我国限制死刑的立法趋势。死刑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手段,在价值论上主要体现为效益性、公正性、非人道性。解决死刑的价值冲突的唯一选择是舍弃死刑的效益性与公正性,而按照刑罚的人道性要求,逐步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我国目前废除死刑还不可能,但限制死刑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限制死刑不仅可以从司法实践上进行控制,更可以建立完善的赦免制度。     

论中国死刑的立法限制

虽然全球多数国家已废除或停止执行死刑，但是，中国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废除死刑。中国的死刑应该按照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借鉴国际立法例，从适用条件、适用对象、核准程序、执行方式上进一步限制，并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     

饮用水源保护法律制度探析

我国饮用水源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立法滞后、重城轻农、公众参与制度缺位、责任制度缺乏力度等方面的缺陷,严重地威胁了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和身体健康。借鉴发达国家从不同角度、阶段保障饮用水源安全的经验,可以从饮用水源优先保护、城市与农村并重保护、公众充分参与和严格法律责任制度四个方面来完善我国饮用水源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法》按日计罚制度适用问题研究——基于立法与执法视角

通过梳理中国环境保护按日计罚的立法演进与入法论争,勾勒出环境保护按日计罚的制度缘起。考察中国台湾关于按日计罚制度研究的相关成果,寻得比较法之镜鉴,即在法理层面上,按日计罚的性质无法简单归属为执行罚兼行政罚;并可通过立法技术化解行政罚性质的按日计罚与一事不再罚原则之间的冲突;但就立法初衷而言,按日计罚制度的性质应认定为执行罚。将按日计罚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执行罚或行政罚,并从适用范围的扩展路径、罚款数额标准的精细化、“受到罚款处罚”“拒不改正”“计罚期间”的理解与适用等五个方面明确按日计罚制度的法律适用。     

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成本-效益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关系都存在成本收益的权衡问题,而法治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最佳模式,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可以通过对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等成本的量化分析来寻求如何节约法治成本,提高法治效益,以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广告荐证者不能承受之重——针对《广告法(修订草案)》第39条第2款的思考

广告荐证人自证立法立足于虚假广告问题的现实考量, 顺应“明星代言入法”的趋势, 从广告市场和市场经济法治完善角度具有合理性动机。法律系统内部以及广告市场发展的困境, 引发荐证归责系统混乱以及某些商品与服务的“荐证不能”与荐证费用高昂。广告荐证法律规制的核心在于防止荐证成本的不合理转化, 自证立法在加重荐证者审慎义务的同时, 无助于执法的推进与立法动机的实现, 是荐证者不能承受之重;应当从做足连带责任入手, 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废除死刑是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由之路

死刑是剥夺人的最基本的权力—人格权、生命权的法律制度。“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废除死刑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目前,中国废除死刑的要求非常迫切,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国只有废除死刑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香港地区规制危险驾驶的立法现状与启示--兼论大陆危险驾驶罪的缺陷与完善

基于历史和法律传统,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于危险驾驶的法律规制具有显著的英美法特征,即通过单行立法的模式,逐一解决法律适用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危险驾驶行为。同时在不断修订以《道路交通条例》为代表的法律文本的过程中,确立了对于危险驾驶行为较为完善的认定标准和裁判规则。反观我国大陆关于危险驾驶的法律规范,囿于前瞻性的欠缺和立法传统的影响,使得对某些危险驾驶行为缺乏合理和及时的处理措施。鉴于危险驾驶在社会情势上的趋同,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内容和司法实践作为参考,将为我国大陆完善危险驾驶行为的相关立法,提供较为合理的样本。     

论酷刑

酷刑与人性有密切联系,是对人道的背弃。酷刑涉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层面,涵盖了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领域。酷刑是对刑的道德或法律评价。中国的酷刑,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形成原因复杂。对酷刑的审视,有益于刑的人道化、轻缓化。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性质与征缴

从法律属性看,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视为“公法债权”或者“私法债权”均有不当,应将其界定为“公法之债”的费用。基于此,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征缴应确立“市场平均成本加指导利润率”的原则以及“预先缴存为原则事后追缴为例外”的模式,藉由行政公权保障落实。中国2011年《行政强制法》第51条及部分环境单行法对代履行费用的负担范围、计算依据与救济程序均未明晰,建议通过立法细化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收取标准、加强费用征缴与执行罚的适用衔接以及设立环境行政代履行基金,以期提升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的实施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