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之比较

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鲁迅笔下的阿Ｑ,是两个具有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典型形象。虽然他们在阶级出身、生存环境、社会地位、思想观念、教育程度、人生经历、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在意识、语言、行为、命运、性格及其美学内蕴等方面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堂吉诃德和阿Ｑ形象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比较研究,并指出了塞万提斯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阿Q形象浅论

从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历史与社会来源、阿Q精神即国民劣根性的实质和阿Q集悲喜剧特色于一身的特点三个角度寻找《阿Q正传》中阿Q从文学人物上升到社会典型乃至成为一个时代、一个阶层代名词的原因,实际上阿Q这一人物形象就是因其超阶级性、超民族性,而最终成为文学中的经典人物和鲁迅小说中最具有时代与社会特征的典型。     

简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

从阿Q相的国内外普遍性，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精神胜利法”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等方面可以看出，阿Q“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特征，具有普遍性。     

也谈阿Q的核心性格

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以来,由于其对“精神胜利法”这一现象的精湛概括,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阿Q性格的核心便是“精神胜利法”。但从性格特征的稳定性、主动性来衡量,从阿Q本人的言行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阿Q的性格核心是投机心理。     

社会学批判与人类学批判的不足——阿Q“精神胜利法”再审视

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惟一精神生存方式。封建经济基础是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土壤。目前对精神胜利法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无法真正解决“国民劣根性”。而人类学脱离具体环境的思考,又给改造精神胜利法的努力涂上了浓重的悲观色彩。     

阿Q和韦小宝:庸众中的孤独者和幸运者

鲁迅笔下的阿Q和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是文学人物画廊中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阿Q与韦小宝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生活经历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两人身上又有很多共性。对两人的"精神胜利法"、国民性的典型特征和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的差异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们能拨动国人民族文化心弦的原因,以及同存于两人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缺陷的烙印。     

相染成习--当代农民的阿Q精神呈现

鲁迅笔下后知后觉的阿Q荒诞、愚昧、滑稽,最善于用“精神胜利法”麻木、安慰自己,那是旧时代农民无可奈何的困顿栖身。新时期以来,城乡对立被打破,新生代农民颠覆了传统生产领域,异化生存空间。在逃离村野,又被城市所拒绝的困境中,游走在“家”的退隐与“根”的漂移的迷途,重释阿Q精神成为智慧的生存方式。     

从《阿Q正传》看阿Q形象的典型性

阿Q形象不仅艺术地再现了中国辛亥革命时期贫穷落后、麻木不仁又缺乏起码觉悟意识民众的典型共性 ,而且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对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探索和思考。阿Q形象是超时代的、永恒的现实主义文学典型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两个说不尽的经典文本——对《阿Q正传》与《边城》的比较诠释

鲁迅与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探索国民人性的两位大师。鲁迅从"立人"出发,通过阿Q这一艺术典型试图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关注国人灵魂的负面。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通过翠翠这一艺术典型,表现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关注民族魂的正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未庄"、翠翠和"湘西",不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原型,还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遥相呼应。     

“阿Q精神”与文化给定

反观20世纪阿Q文本的文学解读史,阿Q形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符号,从不同层面昭示着他所携带的文化密码和人格基因.通过阿Q形象,不仅动态地展示出未庄文化的基本内涵,而且隐态地揭示出未庄文化与阿Q精神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点.阿Q精神的文化给定性则是我们重新读解阿Q的全部意义.     

阿Q精神的三个时代--浅析阿Q精神的演变及承传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所具有的阿Q精神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给国民心理上造成不同缺陷的"国民性".然而,"阿Q精神"并不是单一的个人精神性格,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在任何时代都有适合它生存的土壤.分析了阿Q精神的演变及承传历程并初步分析了这一"国民性"的渊源之所在.     

阿Q精神：视点转移及其语境

对阿Q精神的评价在事实上一直存在两个话语系统。一是立足于民族国家发展与前进的立场,认为阿Q精神使人自我麻醉,不思进取,属于"国民劣根性",是民族国家前进的阻碍。这个话语系统从阿Q形象诞生以来八十多年一直居中国大陆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另一个话语系统则是立足于个体生存处境,认为阿Q精神是个体遭遇挫折时自我抚慰的心理调剂方式,现实中大量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体用这种自我抚慰方式度过心理挫败期。后一话语系统在当今有认同增高的趋势。     

从"人"出发,永无穷尽——重读《阿Q正传》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以“立人”为中心,倾其毕生精力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邃而独到的探讨,其锋芒直逼人的灵魂。他在对“人”的探索和创作实践中,吸纳前人的美学思想精髓,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然后又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指导创作活动,使其作品特别是《阿Q正传》等,体现出复杂的美学蕴涵,凝聚着深邃广博的人学信息,让后人无法穷尽。     

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

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世界文学画廊中著名的艺术形象,阿Q产生以来,研究者们就注意到了他们的相似性,主要在于两者行为表现上极端相似的滑稽可笑的“精神胜利法”。近年来,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认为两者精神内质相同,除了行为表现、意识结构和悲喜剧性格相似,这一切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也相近;一类认为两者有本质差异,差异则有着深厚的人性欲望与传统文化的根源,也有着作者构思意图的原因。     

阿Q与庄子

文章撇开“阿Q精神”中的奴隶性、柔弱性、退缩性 ,剔出其内涵中的“精神抚慰性”的一面 ,与《庄子》思想中的“精神抚慰”相对照 ,提出二者的共通性 ,从而进一步指出 ,“精神抚慰”是人们在不利之时在精神上保存自己极其重要的手段 ,外在表现为翼伏、妥协、退让 ,从而为积极抗争保存了机会和力量 ,与进取亢进互为补充而成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两方面 ,是有积极意义的。通过比对 ,指出“阿Q”是庄子的通俗版 ,庄子是阿Q的理论版     

《高兴》与《阿Q正传》的比较分析

当鲁迅针对封建而启蒙成为现代话语经典之后，贾平凹却在针对“现代”而焦虑与怀疑。从底层书写和启蒙叙事等角度观照和比较《高兴》与《阿Q正传》，从蒙昧与启蒙、卑微与自慰、反思及变形等方面初步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二者虽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正传”，但写法不同，语境不同，详略不同，对弱者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和深层透视，却是一脉相承或颇有相通之处的。     

《堂吉诃德》第一部与第二部比较分析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黄金世纪时期的伟大作家米盖尔·塞万提斯·萨维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被誉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本文尝试对《堂吉诃德》的第一部与第二部进行对比,从创作动机、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和叙述技巧四个方面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阿Q的命名与＂元叙事＂

鲁迅在给阿Q命名时,百般犹豫,他向读者敞开心扉,将自己命名的困难与尴尬抖露给了读者.但这种困难并非真正的困难,而是鲁迅耍的叙事圈套,意在颠覆古典文学的贵族化倾向和讽刺胡适的考据癖.同时,阿Q的能指与所指不确定的情况,放大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覆盖范围,使阿Q身上的劣根性成为民族劣根性的具体体现,批判的矛头由个体上升为大众.     

鲁迅与赛珍珠小说人物形象比较——以阿Q和王龙为例

阿Q与王龙分别属于鲁迅和赛珍珠笔下的人物,文章从剖析两位人物形象着手,探讨两位作家在人物塑造和对人物本质的把握方面的相似性,并通过对两位作家生活经历和思想背景的比较,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