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乎技:中国艺术哲学实践论阐释的核心命题

以老子"名""道"辩证的阐释哲学为起点,中国艺术哲学的实践论自觉,通过庄子"好道进技"的核心命题,以言说辩证和技艺阐扬的相互转换为契机,揭示出从技艺讲求内部自我超越的终极关怀方式。苏轼以"如手自用"和"技道两进"为"接着说"的话语标志,进而确立了艺术技巧化为生命本能的主体性理想。传承先贤由绝技入神而进境于技道合一美学理想的实践哲学精神,养成文学艺术家以其特有的精湛技艺来抒写人生社会的主体人格,是当代艺术哲学的创新使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话语系统转换

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会因历史使命的转换与时空条件的变迁而构成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的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化"至少应实现两大话语系统的转换:一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二是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转变。这两种转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过程中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系统向符合中国实际的实践话语系统的过渡。     

张载心学结构发微

关于横渠学说为"气本论"或"气一元论"的传统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从横渠学说的整体来看,他以"气"的升降屈伸论宇宙万物之生成为始,而以"心"统摄会归天下一切万物为终.前者是形下之器的世界的无尽展开,后者则是形上之道的世界的无穷开显,而性气合一或形上与形下合一的归极之所则在于"心".因此,就横渠学说之整体结构来看,乃呈现为一个完整的"心学"构造.而以"气本论"或"气一元论"来概括横渠学说,实际上只注意到了横渠学说中"气"之形下开展的方面,是未必能得横渠学说之真际的.如必欲以某种"主义"来论定横渠之学,则恐不如称之为"性气不二论"为更能得其实情.     

中国古代高教文化的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的大学是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总称,这些机构或曰大学或另有其名。古代传统大学的文化积淀是从“明人伦”、“修己治人”到“化民成善”,回归人之“性理”的教育精神,再到 “利济苍生”精神文化变迁,传统大学文化具有注重社会本位、注重伦理人文以及重“道”轻“器”等显著特点,这些积淀构成中国大学文化精神的底色。现代大学文化可以借鉴其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伦理人文的教育理念、“道”“器”融合的思维方式等。     

从思想自由到学术自由——西南联大的大学之道

西南联大的大学理念在继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传统的基础上,经过西南联大的创新得以形成,即经历了从思想自由到学术自由的转换.促成这一转换的外部原因是抗日战争所导致的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涨,内部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整合.学术自由大学理念的确立,是近代西方大学理念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同时是东西方文化的对接、融合的范例.     

“中国特色”的话语特征及其价值

"中国特色"话语浓缩了中国在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价值追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中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思路与理念,是一段时期内国家形象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中国特色"还具有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内涵转换、面向"中国问题"与"中国实践"、由"地方性"向"世界性"的整合三个主要特征。这一话语的价值在于标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维度,彰显了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并且突出了实践积累与理论创新基础上的话语自觉。     

传统与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之多维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经历了消极治理主义—积极治理主义—"零容忍"积极治理主义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鉴于当前反腐任务艰巨的形势,应确立"零容忍"积极治理主义的反腐败立法理念,以转变腐败治理模式,指导反腐败立法。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的转型需要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突破传统腐败治理思维,坚持渐进式、理性化、科学化,以推动立法理念的规范演进。     

论新时期中国媒介的话语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介的话语形态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的演变历程:伴随着媒介角色由宣传本位向信息本位回归,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型,媒介话语也经历了从宣传话语的一统江山到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逐渐确立,再到与大众文化息息相关的平民话语的彰显,直到最后裹携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而且媒介话语的变迁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处于一种同构的关系之中,两者紧密相连、互为表征.其中大众化的媒介话语在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生长以及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推进乃至主导的作用.而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民众的现代性启蒙和单一意识形态的消解,是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传统家居陈设艺术的当代转换——以屏风为例

＂实用为本＂与＂道器相宜＂是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与现代设计理念相切合的部分。以传统家居陈设艺术中的屏风为例,阐明屏风的当代转换设计应营造适于当下生活方式之＂用＂,合乎当下思想文化之＂道＂。     

视觉文化转向与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

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史的认知模型,它将对艺术作品的语义研究扩展为语义之外的语境研究,把探求符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转变为强调话语构型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这种艺术史的视觉文化转向影响了从现代主义雕塑到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与现代主义雕塑不同,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自足性不在于物质自足性。相反,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建构了一种以“剧场性”为核心的雕塑自足性话语范式。艺术家通过在剧场性中设计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和体制批判的观看权力,将对雕塑内部的语义探究转移到对雕塑外部的语境建构上来。可以说,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艺术史研究的视觉文化转向。     

发展理念的变迁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国家发展理念相继经历三次变迁并分别对应不同的时代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启发展理念,目的是重构国家发展基础,是对"如何实现发展"的回应。在新时期,国家由重启发展向发展主义过渡,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更快发展"的议题。进入新时代,发展主义向新发展理念转化,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质量,"如何实现更好发展"成为当前的时代命题。从国家发展理念的演进谱系中可以看出,现代化一直构成发展理念的核心元素,政府干预和适应体制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现实推力,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根本逻辑。国家发展理念具有变迁的连续性、一元多线的杂合性以及利用多种发展形式服务国家总体发展的实用性。在当前特定的时空结构下,应该对多种发展形式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施以灵活的公共政策释放多种发展形式的价值空间,同时以实践为导向分析多种发展形式的互构机制,从而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话语创新。     

明式家具“道”与“器”的美学特征探析

家具文化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取得的艺术成就备受世人瞩目。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代家具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以明式家具为研究对象,从造型、材料、装饰、构造等多角度探究了明式家具“道”与“器”的美学特征,阐释了“道器合一”的造物理念,以期引发更多关于明式家具的美学思考。     

超越规则：国际法的论辩主义转向

国际法学界长期以来将国际法定义为规则,规则主义也是国际法的主流研究方法。历史地来看,规则主义方法的形成,对于确立国际法学科的法律性、科学性与正当性,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规则主义方法过分强调国际裁判的重要性,低估了国际法的不确定性,与大国的国际法实践也不相符合。有必要引入论辩理论来重构国际法研究,从而更好地回应当下中国和平崛起、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从论辩角度来看,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不是以条约或习惯的形式出现,而主要表现为单方面的国际法主张和决策。国际法是国家用以对抗和竞争的话语体系;运用国际法是争议各方试图寻求和确立优势立场的过程。国际法作为论辩话语,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对国际法话语权的竞争正是大国间竞争的重要部分。从规则到论辩的范式转换,有助于中国学者打破规则主义的窠臼,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学界的法律论辩进程。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晦涩隐喻代替了清晰表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审美风格变迁之一

西方文学从神话母体的孕育开始就保持着清晰表述的语言艺术传统,其依据是理性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因为非理性主义和现代语言学的启迪,开始使用晦涩隐喻的语言艺术创新,由此构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风格的变迁之一。     

中国共青团话语的百年嬗变:主题、特征与启示——以历次全国团代会报告文本为考察中心

中国共青团话语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青团、如何发挥共青团功能的话语统称,话语主题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职能定位、发展方向的变迁。团代会报告作为共青团建设的重要政治文本,能有效反映不同时期中国共青团的不同话语主题。建团百年来,中国共青团话语主题历经“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到“复兴话语”的嬗变;实现了话语指向上从“革命先锋”到“时代新人”、话语内容上从“外来话语”到“本土话语”、话语形式上从“动员话语”到“引领话语”的“三个转向”。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是百年奋斗历程的续写,应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支撑、以“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价值前提、以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发展动因、以尊重青年主体地位作为实践指向,充分发挥自身话语优势,为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语言变革与儿童散文的文体现代化

语言变革驱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并开启了文体范畴化的现代之旅。“文界革命”与“语言革命”的统合，突破了古代散文的“义法”，确立了以个性为本位的现代散文体式。得益于现代儿童观及散文文体的转型，儿童散文在语言“道器合一”的新变下应运而生。儿童散文内蕴“儿童”的文体属性，但实质上却是成人与儿童“两代人”的话语转换与讲述。立足于儿童文学本体的原点，儿童散文的文体学包括“文之体”与“文和体”两个层级。从描述性概念向结构性概念转变，可洞见儿童散文文体现代化的发生机理。     

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把他在4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这本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影响,同时又结合了40年代中国新诗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九叶诗人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在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袁可嘉本人则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并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方面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突破为我们寻找到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借鉴了哪些西方话语,同时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关于当代文艺理论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如何建构具有民族特性,又能有效阐释当代文学实践的理论话语,是文艺理论领域至今仍未解决的课题。本文论证了"现代性"追求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认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主要资源应是当代中国与西方业已形成的各种理论话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环节:一是直面当代中国文化的变化发展,确立强大的实践性品格;二是超越狭隘封闭的本土主义立场,拥有更为开放的现代性视野;三是立足于现当代文艺理论,有机吸纳并改造民族的传统资源。     

"'德'-'道'"理型与形而上学的中国形态

在《道德经》中,无论"德"、"道"的理念,还是"德"—"道"关系,都是兼具哲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双重本性。《道德经》的形而上学有两大基本特质:"德"—"道"合一,开创"德"—"道"的形而上学传统;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一,开创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传统。"‘德’—‘道’"理型建构了"尊道贵德"的形而上学的中国传统形态。它以对"普遍理性"和"伦理总体性"的追求为动力,而"道"与"德"的自然自由的本性,又使之具有拒绝形而上学恐怖的本性。《道德经》中哲学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普遍理性"与"伦理总体性"无中介、无过渡的生态同一,对解决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难题,解释现代西方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