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机能

实际上,社会相当性理论是对片面强调法益侵害(危险)的结果的法益侵害说与片面强调规范违反行为的规范违反说的克服,该理论在立法论、解释论、违法性评价、责任判断与法定刑配置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机能。因此,社会相当性理论不仅不能"废止",反而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

关于犯罪的本质,义务违反说违反近代以来各国宪法所坚持的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要求,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威主义刑法理论;文化规范违反说无法说明行政犯的违法实质,导致犯罪的成立范围过于狭窄;伦理规范违反说违背行为刑法的基本原理,以刑法手段强制人们实施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过分限制个人自由,使刑法陷入思想刑法或者心情刑法;法规范违反说在判断是否违法时考察行为人的心情,混淆违法判断与责任判断;导致对立法的盲目服从,难以起到法益侵害说所具有的批判作用。应当认为,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而不是义务违反或者规范违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精神化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能改变法益侵害的犯罪本质。     

法益与伦理:实质违法性的双重选择

违法性的本质在于结果无价值的观点,在我国刑法理论界颇为流行.法益衡量说在理论设计上存在的缺陷,使得结果无价值论在刑法解释上难以自圆其说.建立在刑法既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基础上的二元结果无价值论,主张违法性的本质不但在于客观上的法益侵害,而且在于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但法益侵害应予以优先考虑.二元结果无价值论与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在内容上高度吻合,可以成为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的理论指导.     

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规范重构——基于法益侵害说的展开

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入罪化的准则是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和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都应被予以入罪化，还需要借由从属性原则和伤害原则对其进行限定。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基础要件作为考察依据，得以推知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设定不尽合理，表现为相关实行行为的规定失之于笼统、粗疏，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明确性与周密性，致使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与法益保护原则相悖。缘于此，有必要在犯罪论层面对我国风俗犯罪的创制进行检讨，以便能够适时厘正设定失当的实行行为，并将相关的风俗犯罪予以出罪化，进而规范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探讨

中立帮助行为在社会生活中较多见,若全面将其纳入犯罪圈,将造成社会的紊乱,网络中立帮助行为亦如此。目前我国正推进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犯罪化,为防止过度犯罪化,其刑事可罚性值得研究。客观归责理论着力于认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认为可罚性是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统一,行为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会制造不被法允许的危险,具有可罚性。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只有违反前置法且不恰当地产生或提升正犯行为的危险性时,才具有刑事可罚性。     

论以法益为导向的犯罪既遂标准

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既遂标准有目的实现说、结果发生说、构成要件齐备说、双重标准说、类型化标准说以及法益侵害说等。犯罪既遂标准争论的核心是构成要件齐备说和法益侵害说之争,其他学说或是对构成要件齐备说细枝末节的修补,或是对法益侵害说悄无声息的贴近。构成要件齐备说存在分则既遂模式论的理论前提不真实、混淆"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关系、缺乏可操作性、既遂类型划分不合理的缺陷,而法益侵害说符合法益保护的立法目的、定罪量刑的视角选择和实行行为的本质要求,并且能够妥当地应对批评者的诘难和实践中的难题,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论我国刑法学中的几对基础性概念

刑法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纯粹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无法说明我国刑法的基本性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法益侵害说存在缺陷,应同时考虑规范违反说才能正确解释刑法规范的性质.     

论严格责任适用于环境犯罪领域的正当性

严格责任原则在英美法系的大多数国家环境犯罪领域中已经得到了广泛适用,其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法益侵害说、契约正义论、行为主叉心理学、犯罪构成理论、罪刑法定主义等.环境问题的恶化、人们对环境法益的普遍的认识和人们自觉性的缺失都是适用严格责任的社会基础.     

以因果共犯论检视承继共犯的中国问题

承继共犯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后行为人应否对前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共犯的责任。完全肯定说因明显违反因果共犯论而如今鲜有支持者;限定肯定说因将后行为人认识并积极利用前行为引起的状态或者效果等同于后行为引起了该种状态或者效果,同样有违结果不能出现于原因行为之前的因果性常识,而不具有合理性。任何人都只对与自己行为具有因果性的法益侵害结果负责,因此,完全否定说可谓因果共犯论的必然归结。     

日德刑法视角下正当化事由的正当化根据

正当化事由的正当化根据,是理论界错综复杂的一大难题,借日德刑法学界的视角对比分析正当化事由原理性学说的法益衡量说、目的说、社会相当性说.法益衡量说有客观归责之嫌,难以界分正当防卫杀人和故意杀人的区别.目的说又过分强调主观,不能说明正当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入罪的情形.社会相当性说,糅合法益衡量说和目的说,做到主客观一致,符合我国国情.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评析--"二元要件论"之提出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导源于对行为违法性本质的不同理解.违法性判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都是刑事违法性判断之必要条件,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合乎逻辑地成为行为违法性判断之唯一根据."二元要件论"应是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合理选择.     

论刑法法益

刑法法益是刑法保护的利益和价值。作者在考察了西方刑法学中法益的产生和沿革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刑法法益进行分析，指出在对犯罪本质乃至犯罪客体的概括上，用“法益侵害说”取代传统的“社会关系侵害说”等观点，更具有全面性和直接性；认为刑法法益具有决定刑法存立和发展方向的作用，它是刑事立法的指导形象，同时在刑法的解释论上也始终体现着刑法法益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作者提出，我国刑法学界应当重视对刑法法益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论法益判断法——一罪是行为犯或结果犯的判断标准

判断一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具备理论与实务双重意义。从行为犯与结果犯之区别的通说中，可以提炼出一个重大启示：行为犯的行为本身必将侵害法益或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无需通过结果来体现，但结果犯的行为本身无法体现侵害法益或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必须通过结果或具体危险来体现。由此可创设法益判断法，以三个步骤来判断一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社会转型中的正当防卫界限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在犯罪论体系中逻辑错位、在司法实践中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凸显。其诸多弊端的根源在于漠视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的实践。重构现行正当防卫界限,从法益衡量说走向社会相当性说,从正面要件界定走向负面清单甄选,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防卫善治。     

论不能犯的判断方法

中外刑法理论关于不能犯的界定众说纷纭,主要是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基本对立。我国通说在不能犯危险性的判断上采取的是抽象危险说,进而肯定了不能犯的犯罪性。其实,认定不能犯的关键在于认定行为是否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该文以"质量并重、存在与否、身份有无、时空真假"等标准对不能犯进行具体分类,从手段、对象、主体、时空四个方面更明确地判断相关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     

法益是什么——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的解答

法益理论源于德国的犯罪本质理论.我国刑法学界引入法益理论是为了解决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空洞性问题,但法益理论与社会危害性理论都存在内容空泛、逻辑循环等缺陷.注释刑法学局限于对实定刑法进行解释进而试图描述法益,无从揭示社会危害性和法益的内涵,无从对刑事立法提供理论指导.应坚持实质的法益论,并在立法领域内以社会学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范畴、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利益分化理论丰富和完善社会危害性理论和法益理论.初级群体的利益是以生命为核心的生存利益,包括由人身生存利益、财产生存利益构成的自然生存利益和安全利益两类.安全是对犯罪所侵害的各种秩序之共同本质的高度概括.社会危害性的内涵是初级群体侵害性,法益的内涵是生存利益.     

法益概念的重新解读——支持“二元论”的一个理由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二元论）之间的对立是目前刑法学界最尖锐的学术争论,由此引发的关于违法性的本质究竟是法益侵害还是规范违反的立场之争。＂二元论＂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但理由应当是利益与伦理内涵的同质性。这决定了对法益侵害的考察必须放在伦理规范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这就意味着纯粹的结果无价值显然不能合理地揭示违法的实质。只有坚持＂二元论＂的主张才能化解这些矛盾。而且,坚持利益与伦理的同质性,有助于深入对实质违法性的研究。     

环境监管失职罪归责的规范分析

环境监管失职罪本质上属于过失竞合,归责的核心要素为行为样态、保证人的义务来源与预见可能性。本罪行为样态包括作为、不作为、作为与不作为之结合;本罪保证人的确定既要从法规范上进行形式判别,也应采纳原因支配说理论从法益侵害面进行实质把握;本罪预见可行性是新过失论与畏惧感说相结合。一定条件下信赖原则可适用于环境监管失职罪,存在介入因素、欠缺结果回避可能性与不符合环境监管失职罪构造的场合时,则排除环境监管者的责任。     

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

行为是刑法中犯罪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关于什么是行为,目前学界却远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主张从刑法规范的立场出发,在犯罪客观要件中研究行为概念,认为刑法中的行为,是指人的意思可以支配的违反刑法规范的侵犯法益的身体动静;行为具有有体性、有意性、有害性和违法性四个特征。     

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困境与出路

不法侵害的识别与防卫权的设置初衷密切相关,应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宗旨出发识别不法侵害。作为防卫权发动的前提,不法侵害的识别应以法益侵害为基础,以对权利的蔑视为依托,以维护社会团结为限度。即应以法益侵害为认识起点,借助权利侵害和社会团结的法理,将不法侵害限定为在主观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侵害行为。在识别不法侵害时,应坚持区分防卫权的成立前提与行使条件,以行为时行为人的认识为尺度,以经验评价为基本依据,坚持社会团结原则,从社会利益维护的角度,平衡防卫所保护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立足侵害行为的破坏性、不法性、造成损害结果的难恢复性等规则,将具有法益侵犯性、权利蔑视性的部分行为排除出不法侵害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