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东北地区人口婚姻状况探析

晚清时期,东北地区人口婚姻带有地域特色:已婚人口中女性婚配人口多于男性,婚龄普遍为早婚,且男小女大;未婚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男女终身不嫁的不婚人口很少,但男性较多;丧偶人口中,守寡女性占据绝大多数,鳏夫续娶较多,寡妇再嫁则很少;离婚人口中,有休妻、出妻等绝婚现象,但离婚人口很少。种种婚姻状况,主要是由于东北民族婚俗与陋习、东北移民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     

中国出境旅游人口规模的增长、原因及趋势

旅游是一种人口流动,而国际旅游则是人口的跨越国界的流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出境旅游人口的规模迅速增长。收入的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加、政府促进旅游发展的政策是中国出境旅游人口规模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未来中国出境旅游人口的规模将以更快的速度扩大。     

集体耕作制时期农村人口增长分析

通过文献参阅,运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方法,探索性地分析集体耕作制时期,农地产权残缺、社会的高度封闭性及平均分配主义的影响和中国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来,影响中国农村人口快速增长的诸因素和人口低生育水平反弹的压力基本消除。面对人口长期负惯性增长的新趋势,中国应及时调整生育政策。     

转轨时期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本文从人口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急速发展的变化和人口变动由高出生低死亡的状态转换为低出生低死亡的状态。并对经济增长的要素而言,主要从劳动力数量增加的变化、素质的改善以及流动性等人口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经济发展由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大等所谓外延的发展形态转换为内涵的发展形态,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产业的高度化、技术的进步以及资本集约度的上升等作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

本文从人口红利效应角度比较区域之间的增长差距,发现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还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由知识积累及扩散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等其他要素从深层次上决定着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     

人口较少族群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过程、原因及启示--以蒙古族图瓦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2000~2010年期间,我国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现象,但尚未有研究厘清其背后原因。蒙古族图瓦人作为一个发生过人口负增长的人口较少族群,却在2006年实现人口增长“由负转正”,其成功经验对于人口负增长民族的人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变动数据发现,其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大幅下降。根据实地调研结果,发生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积极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以及经济发展反哺民生。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成功经验表明,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负增长问题,精准识别人口负增长的风险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民族人口发展。     

后人口红利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政策调整

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出现了第一次下降,表明中国已经步入后人口红利时期。在后人口红利时期,为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克服劳动供给下降和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滞缓影响。本文由此提出通过就业和养老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来延续人口红利的思路和办法。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2000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与分布

文章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2000—2010年10年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的变化.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之1990—2000年有大幅度下降,但不同民族间差异明显,由此导致各民族人口规模变化较大,与2000年比较,人口在1000万以上规模的少数民族由2个增加到4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由20个下降为19个;人口增长率不仅在民族间差异大,而且不同性别间、不同年龄间和不同地区间都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各民族的老年人口增长率都很高.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在省级行政区间的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3.36%提高到2010年的32.84%,但目前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总体水平还很低,且各民族、各地区差异明显.     

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代东北地区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而不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其中大量跨境移民的涌入是一个重要特征。大量的国内移民人口的增加促进了东北近代农业的发展,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代中国内地的人口压力。另外,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促进了近代东北地区贸易、工业和城市等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近代东北经济的发展。     

新疆老年人口结构差异及其问题研究--基于新疆第四次、五次和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社会已然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新疆作为多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老龄化问题有其自身特征,进行区域性的老龄化结构问题研究能够了解新疆老龄化的现状和具体问题,为解决区域性的老龄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新疆地方性社会的长治久安。基于新疆第四、五和六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的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新疆老年人口结构存在区域性不平衡、汉族老龄化进程快于少数民族、老龄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老龄妇女问题较为突出和老年公共文化需求等方面的问题。文章提出推进区域老年经济产业发展、对汉族老龄化进行政策干预、推进地方产业结构升级、发展老龄妇女养老服务事业和老年社会公共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