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

一种文学有一种思想根基。鲁迅文学以他的“立人”思想为根基。鲁迅的“立人”思想有三块基石:一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二是19世纪末“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潮;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没有改变他的“立人”思想,而是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第三块基石。在此前后,与文艺界进行了两次原则性的论争,存在三大分歧。鲁迅的抗争,使他“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在近于和“文坛皇帝”、“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的决裂中溘然辞世。历史表明,鲁迅文学比左翼文学的思想根基更深厚,美学品位更丰富,更具开放性,更有可供后人借鉴的资源。     

论汉代文学精神

文学精神是以“文学”作为载体,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价值取向、人生目标等属于人生理念的一些东西。它是文学自身显示出的精神品格。“人”的追求、“文”的风格所形成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就是该时代的文学精神。汉代文学精神可概括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精神,为“大汉”立功、立德的事功精神,尊古通变的包容和创新精神以及浪漫与理性精神,汉代文学形成质实古朴、雄浑闳丽的风格特征。汉代文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汉民族形成初期民族精神的一种显现。它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

徐渭虽然是明代文坛的边缘人 ,但却代表着明代文学的一种新精神 ,就是以“玩文学”的方式消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他的诗文创作既非源自某种使命感或道义精神 ,也非社会的写照或干预生活的武器 ,而是一种游戏人生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他拒绝崇高拒绝深刻 ,化神圣为笑谈 ,化正经为滑稽 ,在明代文学特定的语境中横空出世 ,开启了晚明“独抒性灵”的诗风与文风     

论柳青文学精神及其当代传承

柳青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创业史》以其宏大的艺术视野和真实的生活描写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柳青在文学之路上凝聚了一种精神人格,体现在他本人及其文学作品中,被人们称之为＂柳青文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历史意识、使命意识、献身精神、恋土情结等方面。柳青精神被新时期陕西作家传承并逐渐发扬光大,成就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成就。同时,柳青精神对当下文学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值得当代文学发扬传承。     

侧重两种文学观的比较研究

“人的文学”与“生活的心”是相隔近百年的两种文学观,然而这两种观念却存在诸多联系,无论是在观念发生的背景、文学观念的内涵意义,还是语义生成的哲学基础上都有惊人的相似处.从发生背景而言,这两种文学观念都遵循一种“走出……”模式,其对生活和文学主体的阐释也高度一致;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生活的心”,都强调用“心”去观照生活,旨在“为生活立心”而又在生活中“立美”.通过这两种文学观念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文脉的延续.     

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以普里莫·莱维的见证书写为例

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以奥斯维辛书写为典型。它需要直面见证悖论与身份认同的质询,通过对书写困境的突围完成记忆主体的重建,让“缺席的证词”以一种介于言说与沉默之间的方式重新在场。这使得它成为对奥斯维辛历史裂伤进行抵抗与修补的范式。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兼具化学家、幸存者、作家多重身份,他的见证书写是研究见证文学何以实现思想抵抗与历史修通的重要资源。他对“被淹没者”形象的关切以及对历史修通可能性的洞见,一度成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等人反思奥斯维辛的线索。他更以“不可能的幸存”揭示了创伤修通的不可完成性,启发人们保持对奥斯维辛的见证与反思。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鲁迅作品中的精神话语及其在越南的影响

鲁迅是越南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作品被从多个角度理解、分析,他对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的贡献得到了越南文学研究界的广泛认同,有不少来华留学的越南学生的毕业论文涉及在越南的鲁迅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鲁迅在越南文学文化中出现,50、60年代中越关系最友好时期,越南需要一股强烈的革命精神,出现鲁迅作品翻译热。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心和贫穷农民生活的关心、鲁迅作品中充满影响力的精神话语,体现出一种爱国、反封建、改造国民性思想,充满喜怒哀乐的心情,越南读者能从中找到积极性的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农民精神生活的、作者精神的话语。这使鲁迅作品20世纪50、60年代受到越南文学研究界、越南读者热烈欢迎的重要原因,鲁迅作品的精神话语也成为越南读者最关心的一个方面。     

文学是美的人学

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至今仍不失为一个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命题。然而由于它严重忽略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生活的美的方式 ,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 ,十分不利于该命题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发挥。与其说“文学是人学” ,不如说它是“美的人学”。主要依据在于 :第一 ,文学写的是人 ,写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极富诗意的社会生活 ,是“神”在人的心灵里点燃的美丽的人性的火光。第二 ,文学创作本身作为一种美的创造为的是人———文学的崇高使命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第三 ,文学通过美的方式探索、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法很好地解决的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 ,也是为了人。“文学是人类文明最高尚的花朵。”古今中外一切文学形态的基本主题无不是为了怎样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     

论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

胡适文学思想中富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他呼吁创造“活文学”和“真文学”,消灭“死文学”和“假文学”.具体而言,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摹仿古人、不能表情达意的死文学,倡导随时而变、善于表情达意的活文学;其二,批判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倡导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胡适文学思想中之所以富有这种人文关怀精神,一方面在于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以为己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他深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     

蔡源煌：台湾后现代小说的代言人

作为“台湾后现代小说主要的理论代言人”,傅珂的“僭越”理论被蔡源煌用来解说“后设小说”的特征：超越约定俗成的言说体系,借着书写行为去说明经验的极限,进而去超越构成这些极限的业障。蔡源煌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学,用的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透视观。他之所以能在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非常重视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文学的知识分子属性

知识分子是灵魂的守望者。他们始终关注人的存在性质,关注人类社会的价值走向,始终在探寻各种精神的可能性与道德的可能性。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承担着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传达价值观的责任。而这种责任通常都是知识分子为自己设计的人生标杆。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学是一种精神世俗化的过程,是一种价值普及化的过程,也是一种精英文化大众化的过程。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其共同特点，一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从与社会现状相反的方向去构想，表现出鲜明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其二，这些理想中的社会，不是从国家的政治法律、行政组织等方面去设想，而是与之相反，是没有王治的“无为”世界，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追求一种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三，这些理想的设计，皆重在道德的建树，而且是以鲜明的复古思想为指导，提倡远古的道德文明，追求返朴归真的原始状态。     

论厄普代克的悲剧和他的文学层次——以“兔子四部曲”为例

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悲剧作品占主流地位,这源于《旧约》和古希腊的艺术传统。“厄普代克的悲剧”有双重意义:一是指厄普代克秉承了这一西方悲剧文学的创作传统而提高了他的文学地位,他在“兔子四部曲”中就表现了长达四十年的美国式的悲剧生活。二是指他存在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他违背了部分传统而在作品中出现了太多的性描写。这样,他的文学地位就被降低了一些,从而成为他自己的悲剧。因为在西方的文学世界里,作家的地位高低主要是由其作品的悲剧性描写及其道德层次的高低而确定的。     

论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

“悲秋”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借助蟋蟀、蝉、柳等自然景物与生活景象的描写,或表现逝者如斯的生命感怀,或传达死亡断灭的人生感伤与人生愁绪的无限感慨,而对“悲秋”主题的超越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白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确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 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