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启蒙:20世纪80年代文艺启蒙话语的历史聚焦

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和衰落,交织着人道主义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论争,也隐含着人道主义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冲突与整合。由于政治话语一直居于中心位置,文艺上的人道主义话语实际上是在寻求与政治话语的最佳结合点。从本质上讲,它不同于西方启蒙话语,也不同于中国五四启蒙话语,带有暧昧色彩。     

尴尬和矛盾的写作——新时期之初"归来"作家创作问题分析

＂归来＂作家在新时期之初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历史反思态度促进了当时启蒙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促进了新时期之初＂人的觉醒＂。但他们的精神立场和创作也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和困惑,在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话语认同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归来＂作家的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合法＂身份的＂老干部＂形象,许多作品不断表述着＂忠诚＂的主题,这与＂归来＂群体的批判姿态和启蒙立场形成了矛盾。这些矛盾表明了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合法性要求的强势钳制,也暴露出＂归来＂群体思想立场的局限。     

文学是一种审美话语实践——文学本质的新表述方式

文学本质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在论争过程中往往混淆了文学的定位和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定位和本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文学的定位是:文学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意识形式。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关于文学本质的新表述方式:文学是一种审美话语实践。     

从语言到话语: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本转向

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宏大叙事”模式开始瓦解,语言的透明性和启蒙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受到了普遍质疑。当代反本质主义在对语言表述机制的重新思考中,解构西方文化中客体知识的启蒙传统,倡导从客体语言表述到主体话语实践的回归,并试图建立一种主体权力关照的文论话语体系。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话语与道家思想

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话语主要是以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面目出现,同时也有人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其他人道主义思想作为批判武器,力图冲破思想局限把问题论争引向全面而深入,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思想资源,人们却采取漠视的态度,没有人在论争中发掘它的现代价值,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历史缺憾。在中西古今的对比考察中可以发现,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话语对道家思想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实际上也有融通的一面,在诸多方面可以相互引证和阐发,由此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人道主义内涵具有现代性转换的可能性．．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与现代主体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过程中,文学作品使用"疾病"意象的方式及其包涵的意识形态结构,同时这当中也暗含着以"人"的觉醒为开端的现代主体内涵的嬗变。从精神疾病对理性主体的解构、"都市病"对欲望主体的反思,再到日常生活"疾病事件"对主体沉沦与超越双重困境的揭示,"后新时期文学"疾病话语的不断变化,反映了后新时期主体内涵不断解构与重构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革命信仰与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中心地位日趋消解,非理性、欲望与"沉沦在世"对主体内涵的重建,也在疾病话语的审美反思中不断地呈现其片面性与局限性。主体失去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整合与同一,已然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态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泯灭,它恰恰反证了现代主体的极端自反性与未完成性。     

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王蒙小说《这边风景》的话语考察

小说《这边风景》存在着政治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小说人语”三种不同的话语。政治话语表达政治意识形态的声音,在文本中居中心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话语表达日常生活内容,总体上是对政治的疏离,但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小说中居于次要地位。“小说人语”是作者在《这边风景》正式出版前于每章末尾所加入的一种回顾性反思话语,它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超越。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表明了《这边风景》创作的复杂性。     

《骆驼祥子》：启蒙话语与谑仿话语的二重协奏

中国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的使命感要对民众进行启蒙,在这启蒙过程中遥渐形成了一套宣传式的启蒙话语。他们在权力世界、金钱世界和劳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产生心理上的漂浮感、虚无感,这种生命体验便形成了另一种话语,即充满荒诞的谑仿话语。后者集中体现为晚清的谴责小说话语,前者则体现为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老舍兼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满清失势而走向没落的旗人的一分子和独立完整的自我三重身份,他在吸收前面两种话语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进去,形成了他的小说《骆驼祥子》独特的言说话语:启蒙话语与谑仿话语的二重协奏,赋予这部小说无限的美学价值。     

从人道主义到人之死：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

福柯的话语理论描述了一个另类的历史场景：人道主义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更是一个无边的陷阱。人道主义是话语权力编织出的修辞幻象,它不是通向人的幸福,而是导致了“人之死”。从一个方面看,“人之死”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悲剧,是启蒙理性对人的全面异化,人就像沙滩上的一副面孔将被波浪抹去,这也正是“后现代”境况中人类生存困境的写照;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人之死”又转化为一幕喜剧,以冷酷的姿态嘲弄了包括自由、正义、责任等在内的人道主义谎言。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福柯还原了话语的修辞过程,揭示了历史理性的荒诞,将人该如何生存的问题推向前台。     

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伤痕”、“反思”小说叙事的隐性话语模式——基于新时期初期的考察

由于特定“历史惯性”的强大作用,新时期初期的小说创作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既定规范。从“知识论”的角度将这一时期隐含在小说叙事背后的话语模式概括为“X说是P,所以是P”这样的一种潜在逻辑公式,以此重新解读这个时期的“伤痕”、“反思”小说,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及其模式化创作的潜在原因。     

论权力意识形态在广告语言中的隐性表达

批评话语分析对权力意识形态的关注在于权力意识形态作为聚焦点存在于各种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以往对权力意识形态的分析集中在政治性文本中,其实各种话语结构中都存在,而且是一种隐性表达。通过研究一则广告文本的话语构建及广告策划方的幕后话语策略,努力呈现权力意识形态的特殊表达。研究表明,权力意识形态确实可以通过各种话语策略隐藏于幕后,被称为“隐性表达”。     

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话语形态

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话语喧哗的态势,其中以启蒙话语形态、革命话语形态和复古话语形态尤为突出。在多种相互颉颃的话语形态的背后,昭示着一元话语向多元话语流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对21世纪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新时期之初性别话语与妇女“劳动”的两个面向——以张辛欣小说为个案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背景下,"劳动"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中,是相当重要的内容。它不仅在物质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妇女建构和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提供了路径和相应的资源。新时期之初,"社会劳动"被作为"极左"意识形态的产物遭到全面唾弃,人性人道主义话语主导了整个社会象征系统的重构,它一方面为女性话语提供了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却使女性话语更深地陷入了性别本质主义的泥淖。张辛欣的小说生动呈现出女性在新时期之初遭遇到的"角色定位"和"自我实现"无法平衡的两难困境。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自信表述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套具有说服力的民族复兴话语,充分激发了人民大众的创造智慧和主体力量。20世纪中国三位伟人的政治远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成效、中国共产党“三件大事”的历史影响等为中国共产党自信表述民族复兴话语提供了文本支撑和事实依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民族复兴话语的自信表述,是由国际形势、人民意愿和党的建设等因素决定的。     

从新时期初小说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文章从新时期初小说回望历史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创作主体在对历史记忆的叙述中,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态。他们在与集体话语的合谋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启蒙主体身份及精英文化性格,同时又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自我,产生强烈的忏悔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