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电影引发的思考

中、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优秀导演对中国老一辈电影人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和导演,一方面与电影艺术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导演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息息相关。将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浅谈李玉的电影思想

随着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影受到了观众的青睐,与此同时,一批优秀的导演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李玉作为中国女性导演的代表,带给了观众不一样的视角,她的电影思想也逐渐成熟.     

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互文性关系探析

新世纪初,台湾"后新电影"浪潮的崛起,不仅重新点燃了台湾影业的复兴之火,而且也极大激发了大陆、香港新生代导演美学观念革新的步伐。新世纪的台湾"后新电影"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呈现出相互指涉的互文性关系。笔者认为,台湾"后新电影"运动以"原画复现"的形式映现出"新电影"的艺术探索印痕,并以新生代的成长叙事表征着"新电影"的文化内蕴。台湾"后新电影"导演深受"新电影"导演创作观念的影响,体现为魏德圣、戴立忍、钮承泽、陈怀恩等导演对"新电影"核心导演创作经验的承续。台湾"后新电影"的"太超过世代"意义,体现为新生代导演在承续"新电影"经验基础上,实现了对"新电影"美学的整体超越。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年间台湾"新电影""后新电影"运动传承与流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探析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美学经验的同异,以期为当代台湾艺术电影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当下"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构建提供成果的参照。     

“电影作者论”新论

按照特吕弗的说法,提出"电影作者",就是为了强化导演个性,把导演个人的理念与设想带进影片之中。"电影作者论"随着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而得到扩展。在其后的传播过程中,"电影作者论"成为了一种电影的批评方法或策略;又成为了一种新的电影理论;嗣后更成为了一种电影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但将"电影作者"当作导演是电影单一作者的等同概念,同样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电影作者论"自被提出开始,始终是从其与文学作者的相比较中来展开概念和含义阐释的,并没有认识到"作者论"对电影的这种历史性意义,因而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显然,"电影作者论"的真正含意与意义一直未被发掘出来,甚至出现歧义。"电影作者论"表面上将电影导演视同为文学的作者,其背后揭示的却是对电影性的确认:电影作为一种技术的发明,从娱乐的"玩意儿"到叙事的艺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经过近60年的历程,才使发明电影的人类真正认识到电影的本体特性,将电影真正从西方以文字阅读为中心的传统中彻底解放出来,还电影的影像本位意义。     

浅析史蒂芬·戴德利电影的修辞手法

电影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语言。电影修辞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电影导演的主体意识和审美品位,彰显电影导演的风格。英国导演史蒂芬·戴德利虽然至今只有四部电影长片,但每部影片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以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提名,足见其导演功力的深厚。借助史蒂芬·戴德利的影片,从电影的主体、画面和声音等方面对隐喻、色彩渲染、声音暗示等手法的运用,来分析电影的修辞手法。     

消费语境下的“新学院派”导演研究

与"学院派"产生的语境相似但又有着本质不同,"新学院派"的出现,同样与当前电影环境中不加节制地娱乐化、商业化倾向有关,只是,和"学院派"曾经高举"文艺"的旗帜与"商业"抗衡的初衷不尽相同,"新学院派"并非只是后人的追评,它是基于当前中国电影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也是基于一种消费主义社会的文化空间而主动提出的一项电影改良策略。在新机制和新理念的影响下,"新学院派"导演及其作品必然呈现出诸多新的美学风格,同时,由于"新学院派"导演同时兼有"教师"这一多重身份,因而,在这些"新学院派"导演已然成为备受瞩目的中国电影新人才的同时,也必将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安娜与国王》——后殖民时代好莱坞电影的一次表意实践

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背景之下,以美国为中心的好莱坞电影改变叙事策略以期敲开华语电影市场之门,世纪之交的《安娜与国王》恰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导演借爱情讲述了一个基督教文化如何挽救非基督教世界的神话故事,借异教徒的他者之镜构建西方福音传播者的"自我"之像,借异教徒的他者之像重新构建美国电影的新蓝图。     

日本电影理论在中国——以20世纪80年代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理论论著论文在中国被译介并产生影响。电影史论方面:60年代就在中国"内部发行"的岩崎昶的《日本电影史》正式出版,电影理论家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艺术》、《沟口健二的世界》、《上海电影港口》、《中国电影百年》等文发表对中国电影的指导意义很大,山本喜久男的《日美欧比较电影史》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电影研究的成功尝试具有普遍意义。电影导演方面:山本萨夫的《电影制作的实际》对刚进入电影学院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山田洋次的《素材与剧本》指出导演和编剧一样需要有源于生活的创作"冲动",大岛渚的《日本电影的形势和主题》对画面以及蒙太奇的强调给人启发。在电影编剧方面:田板启在中国所做的系列讲座提出电影观念问题,新藤兼人的《电影剧作中的改编》讲述如何将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脚本,野田高梧的《电影剧作结构论》中谈到"事实"和"真实"的区别很有见地。在表演艺术方面:山田五十铃的《演员的直觉与训练》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浓厚的职业敏感与职业兴趣,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模仿对象。对于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电影来说,这些电影论著论文往往以自己的电影实践为例证,真正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     

美国20世纪70年代“性电影”泛滥的原因探究

性一直是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然而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受到政治、宗教、道德宽容度等原因的影响,导演们对这一主题的重视程度以及表现尺度是不同的。统计表明,20世纪70年代,美国电影中表现性这一主题的表品急剧增加,与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性解放运动"的爆发,文化的后现代转向以及电影体的变都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论百年中国电影的审美创造和艺术传统——导演群体与中国电影创作主潮之研究

电影应该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表现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从早先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及其所形成的戏剧式电影形态,到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影坛的纪实美学、影像本体美学、新写实美学,和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等电影创新潮流汹涌,正是不同代际导演从不同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执著探索,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审美的发展和深入。在实践中,他们以艰辛的艺术创造建构了中国电影的两大传统:"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和"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前者强调电影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联系,以其社会人生呈现的"现实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内涵;后者在民族性格刻画中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独特创造,又使中国电影成为富于民族审美特质的现代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这些探索,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站在好莱坞与中国电影之间

导演就和导体一样,感应一个东西之后,再通过导演传递给观众,刺激他们的情感、想象力和思考;而电影最基本的是我们进到一个黑屋子里面跟一群观众去共享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地域性跟共通性有的时候并不冲突,他们是你的左右两手。拍电影重要的是讲好故事,而好莱坞游戏规则则是我们应该要很虚心学习的。导演需要和制片人、制作班底合作,导演的电影其实只是导演的电影现象。《红楼梦》等文学名著的改编要注意的是它们的戏剧性。     

中国本土电影类型化探索

中国本土电影的类型化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转变导演观念、借鉴好莱坞经验、提高剧本创作、首选发展喜剧片、恐怖片这四个方面谈中国本土电影类型化的发展与完善。     

《第三个人》:谁本善良?

在低成本悬疑惊悚片拍摄成风的当下,谁能成为这一电影新势力的扛鼎之作?或许,由新锐导演程耳执导、高圆圆领衔主演的"新类型电影"<第三个人>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惊喜.     

试析烟雾手法在电影中的运用效果

烟雾手法是一种易被观影中的观众所忽略的影像场景造型元素,在电影中具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与意象内涵。水雾、现场人造烟雾、后期特效烟雾这些烟雾表现形式传递着电影导演的特定艺术构想,将影像时空模糊处理,营造着特殊的时空氛围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烟雾同样以饱含设计构思的姿态出现于艺术电影与作者电影中,并且通过与布光、色调的配合,成为电影摄影师与导演的"第七种造型手段"。     

论电影艺术的分野及实践意义

把电影艺术视为一个以运动画面来承载信息并最终要达成交流的系统,从"导演/艺术家"、"影片/作品"、"故事/世界"和"观众/欣赏者"这四个本质要素加以审视,可以得出电影艺术分别是视觉艺术、综合艺术、叙事艺术和大众艺术的结论.即电影艺术乃是视觉艺术、综合艺术、叙事艺术和大众艺术四因素动态平衡的产物,其本质就存在于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绝对统一的关系中.传统而简单地说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不妥的.电影艺术的这种分野对于当下国产电影实践有着多方面的启示性意义.     

从《美人鱼》看周星驰的进退之道与导演创作

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票房神话,但其之于华语电影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影片以退为进,通过对周星驰经典电影风格的重塑和表现,夯实了观众层面对演员周星驰向导演周星驰"转型"的接受,另一方面是影片在糅合童话和爱情故事的商业片模式中表现环保主题,题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并使得这部电影成为近年来研究周星驰导演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     

论《廉吏于成龙》在戏曲电影语言上的突破——兼谈戏曲电影形式风格的演进

在戏曲电影历史上,"虚"与"实"的两组矛盾一直困扰着创作者们,电影《廉吏于成龙》以"摄影棚"的假定性,很好地处理了"虚实"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视听手法的融合。舞台灯光、场面调度、动作奇观、间离体验是导演找到的戏剧与电影相交叉的结合部。在这些结合部上,导演充分发挥戏曲和电影各自的表现力,在充分尊重彼此创作规律的基础上,达成艺术上的和解,从而在新的层面完成二者的高度融合。影片既保存了戏曲原汁原味的美感,又张扬了电影的独立的表现力,为戏曲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中国电影审查机制对新生代导演作品类型化的影响

中国电影的审查机制,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中国电影是在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及社会舆论的审查中发展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管理,现行的电影审查机制对当代中国电影中诸如新生代导演及其作品的制约和规训作用不容忽视。21世纪以来,审查制度也以一种特殊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促进了中国电影类型化的进程,并在客观上引导了部分电影作品的市场化,尤其是新生代导演进入体制内的尝试。从产业政策和电影文本等方面梳理和分析这一现象,并对中国电影审查机制对新生代导演作品类型化的影响进行阐释。     

中国代际导演文学改编史研究的新创获——评《从镜之像到灯之影》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张玉霞副教授潜心五年撰写的《从镜之像到灯之影:中国代际导演文学改编史论》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作者继《电影艺术三论》《电影艺术鉴赏》之后的又一部电影学术性论著。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影视艺术与文学比较研究"的结题成果,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作序。全书共三十余万字,其中既有宏阔的史论探讨,又有     

论第二代导演的电影创造与历史地位

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艺术贡献突出体现在:他们以"凝视现实"、"抓住现实"、"描画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真实",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品格;以影像叙事艺术创造和电影表现的独特性,确立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品格;以直面人生的艺术精神、真实性的美学原则和客观写实的表现手法,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形态;以在民族性格刻画中去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探索,确立了中国民族电影的艺术追求。由此也就决定了第二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