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论皇帝与皇权——以《廿二史札记》为侧重

清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代表作《廿二史札记》中,从历史上的封建皇权角度出发,指出宦官、外戚、权臣等是威胁皇权、引起重大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而皇帝的个人素质则是保证皇权能否稳定的关键。赵翼主张君主集权,但对不受约束的皇权深怀警惕,故又提出了规范、限制皇权的措施。     

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明代监察制度衰败成因分析与启示

明代官员监察制度构建有中央与地方两元的监察体系,结构完备、层级分明,在明前期有效运作,澄清吏治、朝堂清明为明朝前期兴盛奠定优良的政治氛围。但皇权及其附属的腐化,监察制度在明朝中后期趋于衰败。通过衰败的成因分析,可得出咎由皇权至上、缺乏外部监督、信息不畅等原因监察制度在明中后期无法发挥反腐败作用,甚至成为腐败滋生源。结合成因得出启示与教训,为我国现阶段国家监察制度改革提出相应对策。     

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铁券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帝王赐予臣工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铁券制度有一个从滥觞到完备的过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同中国帝制社会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相适应,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安定；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而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隋代皇权制约理论研究

我国传统社会有着较为完善的皇权制约机制,隋代历史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考察隋朝皇权与天命、臣僚、民众、伦理、外族以及舆论、家规等的关系,既可明了隋代皇权的规范和调节问题,也应明确对皇权的制约多是理论性的规范,而无制度性的约束.     

皇权与势族的较量:从西汉前中期统治格局看刘贺被黜

西汉前中期,皇权与势族之间的较量是形成当时统治格局的主因。皇权致力于打压各级各类势族以巩固统治,受先秦"王权——贵族"社会及其政治传统以及西汉包容势族力量的制度建构等因素影响,西汉的势族始终是抑制皇权的重要社会势力,吕后专政、霍光专权皆为势族影响皇权的典型事例。刘贺被黜是西汉前中期政治格局演进的一个结果,被黜原因既不是刘贺品性问题,也非霍光为刘氏皇权着想,而是汉代皇权与势族政治集团较量过程中双方力量失衡所造成的特殊政治局面。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势族集团及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亦是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亦可称之为"皇权——势族"社会。     

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皇权高度膨胀,成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轴心。皇权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行政人事、尤其是处分官员方面反映更为突出,清代则更为明显。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制定了处分法规,创立了处分制度,赋予吏部、兵部处分大权,但是皇权在官员处分中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渗透于处分的各个环节当中。运用档案资料,诸如《吏部处分则例》、《上谕档》、《宫中档》、《惩贪档》、《会典》等,可以比较全面地研究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皇权膨胀下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内部分裂——由万历辅臣子弟禁考案说起

有明一代皇权膨胀,皇帝为满足私欲,往往撇开官僚群体,利用宦官等私人行权,形成对体制规则的冲击和破坏。作为一种本能反应,士大夫集团内部出现了渐趋明确的群体认同意识,由此导致了君臣之间的疏离和一定程度的对抗。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主体以自身生存所依赖的文化资本和官僚体制来约束皇权,争取部门职权和行政程序相对于皇权的独立,即权力的客观化,实际上是在尝试构建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的君臣权力关系新格局,这与传统君臣相处之道和皇权运作方式是矛盾的,不仅不可能被君主接受,亦不被皇权的趋附者及皇权维护者接受,由此导致了官僚群体间裂痕的产生。这是把握晚明官场生态和政治权力斗争之特点,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末世之下的司法失衡——以明末厂卫干预司法为例简析司法系统权力分割的博弈

本文以明末厂卫制度为示例,通过对厂卫制度的产生渊源和制度设计的简述,进而剖析其对司法系统权力的分割情况。以派出机构的产生和宦官干预司法两个维度观察厂卫制度产生的渊源,从制衡体系的破坏、皇权专制的加强、司法系统的问题和厂卫组织的司法地位四个角度透视明末厂卫制度建立的必然原因和相应制度内涵,结合其最终的影响,在皇权和官僚集团的矛盾激化、民众在压迫下的反抗爆发、人治至上的负作用和法治正常状态的破坏层面上解读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末世之下的司法失衡问题的影响。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