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隋唐王朝的皇权象征与权力运作

中国古代王朝的整个政治结构与权力运作,是围绕着皇帝和各级官吏发展起来的。皇权又是封建王朝基本权力的渊源。皇权的表现形式,既有其各级政府机沟内部的决策运作,也有令其臣民望而敬畏服从的外部象征c二者互为表里。互相配合,形成封建王朝政治的核心。本文拟对皇权的外部象征作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一、都城与宫室都城与宫室是皇权最重要的外部象征之一。西汉初年,刘邦与项羽争战时。丞相萧何留守长安,修建未央宫,立东阈、北闭、前殿、武库等宏大建筑。刘邦返长安,见其壮丽,很不高兴,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来…     

论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关系空前繁盛的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的民族杂居融合,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做好了准备.胡族人口的大量迁入,给中原带来胡族文化,并将其渗透于中原社会的方方面面,直接促成了中原"胡化"趋势的产生.而进入中原的大量内迁胡族,很快就为汉族文化所融化;边疆胡族也不断吸取汉族文明,迅速汉化.隋唐时期的"胡化"与汉化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两者是同时和互动进行的.     

论汉文帝强化皇权的策略和措施

强化皇权是汉文帝时期实现天下大治的前提条件.所谓“仁孝宽厚”的汉文帝实际上是在刚毅冷酷地调整,改变君由臣所立、臣势“威震天下”、“臣主失礼”的君臣关系之后,才乾纲独断地成为“力制天下、颐指如意”的一代英主.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皇权的强化不仅体现在有效地削弱、消除危害皇权的朝廷旧臣和封国势力上,同时也贯穿于改善和加强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西汉王朝前期的盛世景象.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隋代皇权制约理论研究

我国传统社会有着较为完善的皇权制约机制,隋代历史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考察隋朝皇权与天命、臣僚、民众、伦理、外族以及舆论、家规等的关系,既可明了隋代皇权的规范和调节问题,也应明确对皇权的制约多是理论性的规范,而无制度性的约束.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

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谢元鲁隋唐构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由于皇位继承冲突而导致的宫廷政变与统治集团内部的诛杀，几乎贯芽于隋唐至五代近四百年的历史。因此，与皇位继承制度有直接联系的太子与诸王同样经历了权力与地位的升...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论晚清皇权的终结与民初共和的肇兴

晚清时期皇权的终结与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肇建,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皇权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在中国主要有专制主义与制衡主义两种模式。前者于乾隆朝已宣告终结,后者在嘉（庆）道（光）朝以下成为主导模式,且因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化运动接轨,故而具有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属性。鸦片战争后,皇权的功能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慈禧顺势利导,使皇权一时得以稳定。迨其去世,皇 权重新回归于满人贵族掌管的乾隆朝专制主义模式,并很快消逝于革命的烈火之中。皇权已逝,共和肇兴,地主阶级权力结构关系继续运作,遂有袁世凯模式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但由于孙中山设想的革命进程并未能够真正启动,因而没有在民初政体权力结构运作中产生作用,一时起作用的是袁世凯模式与宋教仁模式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的“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而并非所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民国”或“共和国”。     

锦衣卫与明代皇权政治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意在于强化和提高皇权。但随着明代政治走向的曲折变化,其行为范畴也随着明朝君主的实际具体需要而有所变化。明代司礼监及内阁势力的消长对锦衣卫的行为也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作用,锦衣卫镇抚司不仅仅服务于皇帝,锦衣卫的卫帅也视司礼监、内阁权势高下而与之交结,对明代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考察锦衣卫自身行为范畴的变化,有助于理解明代皇权的发展走势。     

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隋唐时期,尤其唐朝是于阗文化的盛世.这期间的于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突厥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粟特文化之间呈现一种整合态势.于阗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进行着双向回授.     

隋唐时期国家掌控乡村权力之反复

户口与土地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维系的根本,因此,牢固掌握乡村的控制权也就成为历朝政府行政的根本出发点。魏晋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有力争夺者。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江南的宋、齐、梁、陈, 还是迁居中土的北魏跖拔氏,都对争夺乡村的控制权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从“罢郡”开始,隋政府逐渐从豪族手中争夺了大量的户口与土地,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控制权。但到唐代以后,又一个削弱中央对乡村绝对支配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即军将专横。唐朝中后期在乡村控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一方面方镇割据,一方面各级防守军将同地方行政官员争夺民赋与人丁。由此,形成了乡村控制的多元支配格局。此种情况直到宋初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军将势力,完全由县尉通管全县治安后才告结束。从此,县府完全掌控了对乡村的控制权;乡村的县府掌控亦即乡村的朝廷支配,标志着长期以来朝廷同威胁势力争夺乡村控制权局面的终结。     

六朝隋唐文学中的鲸鱼意象谈略

就文学书写而言,中古时期,人们对鲸鱼的认识、想象与利用经历了一个有迹可循的演进过程:从魏晋时期零散且单一的象征性描写,到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咏昆明池诗的大量出现,再至盛唐鲸鱼诗的全面繁荣。鲸鱼的复杂面相被渐次、充分地展现在文学文本中。韩孟诗派及其以外的诗人有意识地运用鲸鱼来营造震荡光怪、瘁索枯槁的审美境界,鲸鱼意象对中晚唐文学的定型、发展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杜甫笔下,鲸鱼不仅被文学塑造,还反过来言说文学,鲸鱼象征着雄劲刚健的文风,并与风雅传统相联系,成为中古文论的重要理论范畴。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隋唐时期的太子册立及制约因素

隋唐时期,太子册立主要依据的是西周以来的立嫡以长制度,太子废立的决定权大多时候掌握在皇帝手中,虽然有时受到大臣的支持或反对,但皇帝的意志仍占主导地位。而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对太子人选影响较大的是独孤皇后以及唐高宗时的则天皇后和唐中宗时的韦皇后,唐朝中后期,由于皇权的衰落,太子废立则主要被宦官控制。但这几种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是多种因素同时影响着太子的册立。     

隋唐四方馆、鸿胪客馆论考

四方馆和鸿胪客馆是隋唐时期接待与管理四夷贡使的馆舍与机构,对发展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及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对促进民族融合及增进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隋唐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向

本文指出隋唐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宗教哲学的突出地位,从而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思想文化格局。隋唐哲学是繁荣的,儒家哲学在天人关系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发展。然宇宙论和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已不是唐代哲学的中心,最能体现唐代哲学特色和最高成就的是关于心性的学说,心性论作为人学形而上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学说,一种人生哲学。唐代的心性学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向,成为宋明新儒学的源头活水之一。     

略论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

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和译经、著述及思想学说等许多方面,而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则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与鼎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与帝王的宗教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适应统一的社会在文化上的需要而出现的。     

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中之"镜像"--以小说中"镜显善恶"题材为中心

汉译佛典影响于隋唐五代小说创作题材,前贤已多有发现.通过对隋唐五代小说和佛经故事中"镜显善恶"这一题材的同构现象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说明华梵文化交融促进了隋唐五代小说创作的繁荣.     

隋唐作家生平考辨二题

李德林的生卒年及崔融在武后朝的历官顺序、时间诸问题历来存在争议和误解。经考证,李德林生于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卒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崔融由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在武后万岁登封元年(696),转右史在神功元年(697),除著作郎在圣历元年(698),迁凤阁舍人在圣历三年(700),旋贬婺州,翌年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