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历史教学思想探析及启示--基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的考察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两部授课讲稿改编而成的著作,对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通过分析这两本讲稿,认为其蕴含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教学思想.这两部讲稿组织结构严谨,以传播新史学研究法为教学目标,选择总分有序、学理示例相表里的教学方法,使用朴实易懂,激情寓褒贬的教学语言.这些要素既生动展示了梁启超高超的历史教学艺术,又为我们更加全面了解梁启超思想提供了方便.     

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评析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在中西学兼具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梁启超的究政思想大致包括:废专治,立宪政;立究政必兴民权;无宪法不足以立国;立宪国必分立三大权这四方面内容.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有由于时代条件所致的历史局限性,也有其积极的历史贡献.梁启超的究政思想对于当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从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渊源、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梁启超宪政思想的评价三个方面对梁启超宪政思想展开简要论述.     

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两大基本倾向

本文认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具有两大基本倾向,即政制至上和唯智倾向。这两大倾向既是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主旨,屯是当时维新派群体的共同探索与共享信念;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又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     

民国前梁任公与日本之关系论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历史悠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与日本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他一向将日本视作由改革而振兴的样板，大声疾呼走日本维新之路。本文从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入手，探讨他学习日本、领导和推动戊戌变法的情况，以及流亡日本期间的政治学术活动和激情澎湃的思想表现。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启蒙的两种类型：严复梁启超比较论

启蒙的两种类型：严复梁启超比较论俞祖华严复和梁启超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位启蒙思想家。他们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和新民理论，都意识到了人的近代化的历史课题，进行了大量的启蒙宣传工作，促进了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的发展。这是他们...     

三封家书里的梁启超

还记得上初中时．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语文课文，语文老师曾要求学生们齐声朗读并背诵这篇文章，那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就这样流进了内心：一群十来岁少年的热血真诚，就这样被点燃。梁启超的名字．缘此有了别样涵义。     

转型时期美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启示——评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

梁启超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交变之际所孕生的伟大人物之—。梁启超不能被忽视,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学术意义上的。人们潜意识中普遍认为他的学术研究不过是他政治隐退后的避难策略,因此不予重视,不愿深入研究。但是,当你阅读了金雅博士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之后,你就会知道这种误解是怎样地障人耳目,遗珠憾人了。在介绍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的主干时,金雅抓住了四个概念,即梁启超所说的“趣味”、“情感”、“力”、“移人”。这四个概念实际上是梁启超在整个艺术美学论中所锁定的美学范畴。趣味是核…     

戊戍变法后梁启超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中的作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对他在戊戍变法以后,到一九○五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前,所起的历史作用如何评价,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最近以来,笔者集中披阅了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述和有关资料,学习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对这一问题有些新看法,今提出来就教于诸师友。     

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是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然而戊戌政变使两人交往一度中断,一放归故里,一流落海外。后来两人恢复了通讯联系,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是研究两人交往和各自生平的重要资料。其中于1982年公诸于世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便集中披露了对梁启超宣传功业的推崇与文字魅力的倾倒。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心心相映,可谓历代文人交往的典范。在黄遵宪百年忌辰(2005年)将届之际,回顾这一范例颇能给人启示。     

儒家思想与当前韩中关系的发展

历史上韩中两国一直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冷战期间,两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隔绝与对立;1992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韩中两国在法律问题、历史认识、国民感情和朝鲜半岛局势等方面存在着分歧和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韩中两国关系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应运用儒家思想的经典理念,并以此促进未来韩中关系的健康发展。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及其意义

梁启超对历史情有独钟,无论是对旧史学弊端的醒悟还是对史学作用的认定都使具有革命情结的梁启超对“史界革命”倍加关注.梁启超集中检讨了旧史学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史学的建构方案.这一切对于史学以及国民精神的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舍之间：梁启超的文化观及其文化心态评析

民族文化复兴是一个历史话题。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以融合中西为基调的文化观,疾呼复兴民族文化。对中西文化的“取”与“舍”,如何定位存在心态上的纠葛与反复,是梁启超文化观的基本特征。如何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发展前景报以文化自信,同时开放胸怀,理性看待外来文化,是复兴民族文化需要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在这方面,梁启超的心路历程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受严复和法国、日本等国启蒙思想家启发,深刻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他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致力于对国民的思想启蒙,并由此形成以新民说为主体的启蒙思想。他强调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克服民族自卑感,将中国与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以达到新国民的目的。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不仅具有政治实践意义,而且显示出重要而长久的历史价值。     

1920年前后梁启超对文艺复兴的借镜

1920年前后,梁启超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欧洲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的性质做出区分,在批评后者将西方的现代发展引向歧途的同时,他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实践方向作为中国现代发展以及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镜,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对于文艺复兴的启蒙主义化的理解分歧明显。梁启超将清代视做"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这同样与更为强调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一致性的胡适形成差异。以文艺复兴为参照,梁启超既从清学的发展中确认了依靠自力走向现代的中国自我,也指出其片面强调理性。     

主持人的话

本期本栏发表的两篇论文都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希望能引起重视。梁启超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文学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但随着对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认识日益明晰,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作家这一点也开始受到重视,有人甚至把他在1901年所写的《举世皆我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诗。然而,关于梁启超的实证研究却相当缺乏。《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的几个问题》是在这方面的一篇力作。许俊雅教授在台湾文学馆新发现一批梁启超游台往来书札,以梁启超与台湾遗老、栎社诗人林献堂的往来书信为主,还包括了与两人相关的亲朋好…     

梁启超启蒙宣传的传播学分析

梁启超是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典型人物,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多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称其为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哲学家。文章以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最初五年的报刊活动为背景,将梁启超定位在启蒙宣传家。并以传播学的视角,从传者、内容、媒介、受众入手,对此时期梁启超启蒙宣传活动进行分析。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