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现形式,话语及功能

历史不能被假定为时间上的一种周期性、甚至重复性变化,而应被看作是一种不可逆的、非重复性发展过程的变化,这一观点的出现,为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成独立的学科搭建了平台.在18世纪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产生了历史叙述的现代问题.有关历史叙述的现代争论的基本根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学科的界定、区分和古典修辞学采用修辞手法叙述过去.过去经验对现在有意义的假设曾被欧洲历史学家用两种界定策略予以确认,尼采则从根本上区分了研究过去的三种方法,以及与人类三种不同的态度和基本需要相一致的三种历史形态.20世纪70年代,由于行业中出现了大量的"批判"历史学家,使历史的典范功能近来被划分到了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关历史功能的讨论主要在史料编纂领域中才被直接与叙述及其局限性的讨论联系起来.     

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的汉文化因素

汉族的历史编纂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人将他们从汉族人那里学到的文化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写作风格。蒙古编年史编纂中的汉族历史编纂学因素体现在资料的借用和编纂方法两个方面。这也是蒙、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佐证之一。     

近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国历史编纂学在经历了 14至 19世纪的衰颓之后 ,到了 2 0世纪 ,似乎又重新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历史编纂学的思想倾向趋于开放 ,历史观念得以更新 ,材料、内容和领域也大有扩展 ,社会史和经济史等诸多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进步。而结合思想史实、超越中西藩篱 ,则可谓为历史研究发展的方向所在。     

历史编撰学与后现代主义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价值观展开了激烈批判,而那种现代以来面向社会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也由此发生了巨大转变。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两个核心观点,即历史无统一性、方向性或连续性,以及历史文本乃是根据推理和语言建构而实现的,都对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过去20年中,文化史,包括日常生活史、妇女运动史等研究兴盛了起来,地方性和社会个体得到了大幅度的强调。然而对历史编纂学影响更为深远的却仍是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确信过去的真实性,知晓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遵循共同的理性尺度,容许历史阐释的多样性,或许将使我们比以往的"科学"史家更加了解历史。     

民族文化传播学：历史与现代的传递

民族文化传播学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文化、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及活动规律、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现代建构。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视角、类型描述以及民族文化传播的多重深层因素等方面详尽阐释民族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当前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应当在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上形成共识:一、历史编纂是史家才、学、识、德的重要载体;二、历史编纂是"再现真实历史"的综合创造过程;三、历史编纂的内容广度和著述格局都随时代而发展,必须以动态眼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再作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体系就一定能建立起来,并使之不断完善.     

论历史、历史学与历史意识

人们将研究、叙述历史的学科称为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如果我们按照通常的主、客体二分法,历史学家便是研究的主体,历史是被研究的客体,而研究成果,即历史叙述作品则是主客体交融的产物,它是一个包含着主体意识的客观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自有“历史”一词...     

论我国民族法律政策的历史语境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共融共存的国家。不论是以汉族统治集团为主,还是以其他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为主建成的政权,出于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者都制定实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法律政策。历史语境影响着我国民族法律政策的产生与变迁。从思想视域和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坚持《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政策,既是对我国传统思想和法律文化历史语境的继承,也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新中世纪学复合论域研究解析——以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问题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现后现代规定性的新中世纪学取代传统中世纪学,渐成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欧洲中世纪犹太人论域典型地反映出新中世纪学与传统中世纪学的学术分野。新中世纪学专家推翻了传统中世纪学关于犹太人从古典时期开始遍布欧洲的定论、帮助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的第五纵队的定谳、垄断欧洲贸易的定式。新中世纪学专家通过在复合论域,解读1096年十字军莱茵兰屠犹事件文本及其与大屠杀的现代学理构造机理的同一性和内在联系,揭示了欧洲犹太人千年创伤史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历史基础与逻辑前提的学术归旨。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历史编纂学一定要全球化吗?

当今历史学家们对全球历史的领会还大大地需要全球化。因为历史的书写并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相对平衡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的是,它应当是历史学家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批判和反思。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的历史书写仍然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少数几个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概念无疑过于简单化了,但却可以为全球化的历史编纂提供理论线索。而历史学家也应该争取更为自由的历史探索,关注来自不同观点的声音。     

民族:欧洲历史的全新视角──评《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

１９９９年４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主编的《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一书。该书洋洋４０万字，全面、宏观地叙述了历史上欧洲各民族的发展经过与相互关系，探讨了各种欧洲民族问题的来龙去脉，并涉及许多有关民族的重大理论问题。笔者认为，该书对欧洲民族问题的探讨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该书从“民族”这一全新角度重新审视了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大事，举凡历史爱好者皆熟能于胸，但以往对这些事件前因后果的解释均是从政治、经济、外交等传统史学角度作出的。而该书则试图另辟…     

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欧洲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现代民族主义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把握民族主义发展的规律,对于一切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民族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500年到法国大革命,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孕育和成长阶段,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在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向绝对主义的王朝国家转变;第二个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张阶段,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浪潮由法国大革命起始传播到了整个欧洲,激发了其余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浪潮,并由此导致了欧洲剧烈的动荡与冲突;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显示出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共同发展中开始了某种新的融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欧洲这样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地区,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在这一区域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波兰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国家观

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民族国家的文本,但两人诸多论述具体欧洲民族发展的文章中涉及了关于民族国家的重要论断,其中波兰问题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处例证。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高度重视波兰民族独立问题,并将其视作19世纪无产阶级运动的组成部分。相较于卢梭在18世纪为波兰民族独立所提出的方案,马克思与恩格斯跳出了通过民族性建立民族国家的近代政治哲学框架,而是将波兰的民族解放与19世纪的社会革命紧密联系,从中指认了现代革命的历史任务。在此意义上,波兰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解近代民族国家的一例个案,更是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国家的基本立场与分析视角,并为20世纪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清初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点和创新价值

清初历史编纂学成就卓著,不仅在当代史记载、学术史撰著、旧史补作等诸多领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丰厚的历史资料,而且呈现出异于前代的鲜明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思想,并在历史编纂体例和方法上取得了重要创新,对后世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商业精神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

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前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欧洲的商业精神发展轨迹,以及工业革命后欧洲商业精神逐步育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可以看出:欧洲商业精神是伴随古希腊的商贸活动展开的,其间虽几经波折,但还是延续了下来.后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洗礼,商业精神取得"合法"身份,并受到欧洲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普遍价值基础.欧洲商业精神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国家性,不仅奠定了欧洲国家经济模式的思想基础、催生其殖民扩张的欲望,而且也提升了各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导致欧洲国家最终走向现代化.     

民族复兴史上的三大历史“飞跃”

本文认为,民族复兴也是一种考察、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历史观,而所谓民族复兴史上的历史飞跃,系指民族复兴道路上取得的历史性的、阶段性的巨大进步,是符合整个民族共识的巨大进步。由此,本文认为,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历史飞跃,应该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改革开放。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三大事件对中华民族复兴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