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麦金太尔的德性论及其道德启示

麦金太尔作为英美著名的哲学家 ,对西方社会的道德生活的无序、多元状况作了深刻的观察和剖析 ,指出西方道德衰退的原因在于拒斥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 ,因此他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之上建构起他的现代德性论 ,试图用他的德性论拯救西方社会于深刻的道德危机中 ,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只能是一个道德梦想。但麦金太尔关于德性的实践性、德性的内在价值、德性的整体性等论点 ,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     

道德自我、道德情境与道德判断--试析杜威道德哲学的一个侧面

杜威的伦理学是他的哲学的最有创见、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他对道德自我、道德情境和道德判断的分析不仅体现了他的“彻底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在道德哲学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本文主要考察杜威如何看待道德自我与行为选择,道德自我与道德情境,道德判断与道德知识的关系,看看他如何将道德作为一种生活经验,揭示他对道德哲学的特殊贡献。     

关系本位：前现代德性之旨趣

人类的伦理关系大体经历了三种类型:整体性伦理关系、单子式伦理关系和共生性伦理关系.先秦儒家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中道德性论都是以关系为本位,即是在人伦关系和城邦关系的场域中展开论述的.他们通过人伦关系、城邦关系确证和建构了中庸、中道德性的价值合理性.儒家将个人作为一个"依存者"、亚里士多德将个人作为城邦的一部分,这都是一种整体性伦理关系的视野.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德性伦理学在近现代的边缘化有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德性形成的行为的道德性未加界定,德性规定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以及德性伦理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境况的变迁,是造成这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将其创建成现代德性伦理学,就必须吸收规范伦理学的优点来克服德性伦理学本身的缺陷,达到二者的融合.     

论道德榜样

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需要道德榜样,也从来不缺少道德榜样。树立和宣传道德榜样是政府对多元道德价值观进行整合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同时表明政府的基本伦理态度,那就是要通过赏善罚恶的道德回报机制,鼓励人们弃恶从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指出的是,道德榜样绝非道德生活的完人。道德榜样作用的发挥凭借其个人德性与公众道德生活之间的契合得以实现。每个普通公众都有经过自身的道德努力成为道德榜样的可能。因为归根结底,道德榜样就在也应在公众的道德生活中。     

论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

考察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问题,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的协调。底线伦理(法律规章)的核心原则是“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正义”,主要在于建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结构,当然也要求公民养成相应的德性;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义务”,要求公民个体更多地承担起对总体的义务。     

论社会转型期人的德性价值观的嬗变

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德性,这意味着德性构成古典政治哲学所蕴合政治的道德基础。德性概念不仅规范着古希腊城邦的政体,也同时规范着古希腊城邦的道德旨趣。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社会大的转型期中马基雅维里以前人未有的胆识,发起一场”古今之争”。他使得政治哲学从古代转向了现代,德性内涵发生了变化,道德基础发生了位移,因此,对于德性概念内涵演变的探析,为把握西方政治哲学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对道德责任的思考

道德责任问题是伦理道德研究中的首要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文献又是思想史上研究伦理道德理论的最重要资源。有些学者批评说亚里士多德对道德责任的理论问题百出。在《尼可马可伦理学》和《修辞学》等原始文献中,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专门和系统化地论述道德责任,但是他通过道德行为之自愿与不自愿的考察,深入解决了评价和判断道德责任的前提根据是什么的问题;他还通过对构成道德行为之性格因素中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相互关系的辨析,深入解决了人为何要对自己的性格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     

道德教育的教育视野与道德视野

教育视野与道德视野是解读道德教育的两种不同维度.基于教育视野的道德教育,以教育为逻辑起点,其思考的主题是怎样让受教育者最快最好地接受道德,追求的是道德教育的“教育”道德性,以道德是否为受教育者所接受为评价标准.基于道德视野的道德教育,以道德为逻辑起点,其思考的主题是怎样的道德才能让受教育者最快最好地接受,追求的是道德教育的“道德”道德性,以道德是否有利于受教育者生活为评价标准.将道德教育同时置于教育视野与道德视野之下,可以让道德教育获得教育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双重支撑,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从德性之美到城邦之善——论两种善的逻辑及其通约关系

在伦理学的学科内,何种事项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足性,其本身就值得追求,之后确定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我们需优先考虑的问题,至于是把幸福还是把善良意志确立为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足的,则是在此之后才进行研究的题材。与此相关的是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尽管个体的德性是城邦之善的基础,但却无法从德性之美推论出城邦之善来。道德的个人和缺失道德的政府以及道德的政府和不道德的个人都可能是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缺失道德的政府比不道德的个人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然而长期以来,政府的"德性"(或城邦之善)如何可能的却没有真正成为伦理学深入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个体的德性取决于个体的"善良意志"或"优良品质",那么城邦之善则决定于精英集团的集体智慧和公共理性,也更取决于政治家和公务员的德性结构。分别讨论个体德性的结构和政府德性的生成,继而分析连接二者的逻辑环节,无疑是重要的理论任务。     

回到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解读与启示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深刻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理论的危机。因此,他在《德性之后》中提出了他的德性论。他认为当代的道德危机就在于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三百多年间,人们抛弃了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而走出西方伦理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回到亚里士多德。就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伦理思潮,如后现代主义、价值中立、普世伦理、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而言,麦金太尔的德性论研究无疑为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和反思。     

道德自我的确证及其价值意蕴

康德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道德世界观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从认识的领域转移到伦理学领域;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客观精神的伦理、法权、道德的内在生长逻辑以及相应的伦理自我、教化自我、道德自我,确证了道德世界观与道德自我的超越性价值.唐君毅把道德理性和道德自我作为文化宇宙意识的主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道德境界也指向超越性道德自我价值.道德的本真精神在于克己和为他性、理想性、创造性;道德自我是将伦理德性、法权德性有机统一和升华,以良心和义务作为行为动因,体现个体道德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同一性、超越性的完善人格精神实体.     

从道德认识到道德践履——大学生德性培养的实践路径探析

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掌握丰富的道德理论,但拥有知识并不等于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德性是通过实践养成的,大学生只有通过道德实践,才能获得积极的道德情感体验,美好德性的培养才得以可能。加强道德实践这一关键性环节,找到适合当代大学生德性培养的现实路径,使大学生把道德理论转化为道德践履,才能从根本上达到道德教育引导人、塑造人的效果。     

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批评

亚里士多德在批评“德性即知识”的命题时,认为苏格拉底抹煞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忽视了意志和情感在德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二分的思想,认为德性是理性对灵魂欲望部分(非理性部分)的控制和正确引导,而恶就是由于理性失去了对非理性的欲望的控制。由此,他不赞成“恶是出于无知”“、无人自愿作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了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的行为,在这种行为实践中,人始终是自己行为的始因,所以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包含着意志论和责任论思想的萌芽,这是他不同于苏格拉底单纯知识论伦理学的关键之所在。     

论审慎之道德维度

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乃是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包含个体德性和道德思维两个层面,二者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统一。道德审慎由复杂的善恶矛盾所决定,表现在协调个人善、家庭善与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冲突中。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训练以及对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哲学反思,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审慎能力。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的冲击,强化道德审慎的思考和研究,对人类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当下审慎研究之最主要目的。     

当代元伦理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简析黑尔对“道德语言”的建构

本文分析了当代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黑尔在《道德语言》中对道德论证体系的建构。正如黑尔本人所认可的那样,由黑尔开创的伦理学方法是现代逻辑语言方法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传统的重新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展示了当代元伦理学发展的背景,并梳理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主要看法。第二部分由三个小节组成,分别涉及黑尔的形式化道德论证体系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节主要阐述黑尔对规定语言的分析;第二节分析黑尔对价值语词特别是“善”(好)的理解,以及他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对“自然主义”的拒斥;第三节讨论黑尔如何在规定语言和实践三段论的基础上解释道德原则的生成。我们的分析将表明,由于黑尔采用了方法论的普遍主义而放弃了认识论的普遍主义,在《道德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形式化体系不能避免道德相对主义的困难。而这正是黑尔在其后的工作中着重加以弥补的。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基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德性伦理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旨趣

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应是行政人的德性及其实践和价值选择 ;行政伦理学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应当是古典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传统 ,而不是功利主义或其任何变种 ;行政伦理学应当抛弃“经济人”缪误 ,而以“德性行政人”为理论出发点 ;行政伦理学研究应当力避“概论化” ,加强其“哲学化”取向和理论深度 ;行政伦理学主要通过辨明行政人的各种价值与义务 ,探讨行政道德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服务于实践     

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注脚——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尼各马科伦理学》作为一部经典的伦理学著作,友爱观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友爱观是亚里士多德根据城邦的实际情况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构建和谐城邦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友爱与爱,友爱与善意,友爱与友善的关系阐述中,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观,认为德性友爱观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原因以及实际行动而形成,与有用、快乐的友爱观进行区分,同时得出一定的启示,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进行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