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格律化尝试--论赵朴初的"自度散曲"

赵朴初于诗、词、曲皆精,其中尤以曲传神.他笔下之曲,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曲,而是一种既规范又自由的"自度散曲",既有传统散曲之韵味,又具新体诗之洒脱.可视之为一种新的格律诗.     

滑稽戏谑开散曲新风——杜仁杰散曲说略

杜仁杰是中国古代散曲史上首开风气的人物,他的散曲实现了由词到曲、由曲到套数的转变,首开由雅到俗的新风,明显体现了元初散曲向中期过渡的轨迹.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由中古到近古的变化中,其贡献是巨大的.     

元代散曲审美新变论

在审美追求上,元代散曲与唐代以来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明显不同,由蕴藉委婉变为张扬的“豪辣浩烂”.具体而言,元代散曲在审美倾向上崇尚直率的向外扩张,在风格上追求不拘传统的自由随性,在意识表达上强调现世享受的极情尽致.从元代散曲审美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可以更明确地看出元人对于中国传统崇雅审美的突破.     

明代散曲用韵繁复现象探因

明代散曲用韵现象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用韵繁复现象成因为：明代散曲韵字选择、用韵的密度适应于情感表达的需要;明代散曲创作明显受到传奇创作的影响;明代散曲作家创作心态真切无隐、用方言入曲;艺术系统的内在规律决定曲子不只是纯押一韵;明代南北文化交融带来散曲用韵的多元化。     

明散曲兴盛年代论

自晚明以来,人们一直将明中叶成化、弘治两朝或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作为明散曲的兴盛期,把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甚至隆庆四五朝整整百年作为明散曲兴盛的阶段,而且多以为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前,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后。事实上,明散曲兴盛的黄金时代应在正德、嘉靖两朝,此前的成化、弘治不过是明中叶散曲初步复兴的时期,明中叶散曲的复兴,应是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前,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后。     

试论元代散曲创作的美学特征

元代散曲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真正美学意义上的返朴归真。散曲创作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的生存状态 ,并且以俗朴、直露之笔展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俗文学。散曲创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以灵活自由的创作表现了元人的新的追求     

从清代雅化西调看散曲与歌谣时调的互动交融

清代西调本来是一种颇受普通市井百姓喜爱的民间歌谣时调，在受到一些下层文人的关注后，原本具有浓厚俚俗气息的西调中分化出一类雅化的西调作品，清代现存可见的西调即以此类作品居多。雅化的西调实质上是民间西调的曲调与文人散曲创作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存在体现了文人散曲与民间歌谣时调的互动交融。雅化西调的产生与清代散曲整体上的案头化、歌唱性的逐渐丧失及传播范围的大大缩小有很大关系。     

略论心理本体论自由

人类得到的自由愈多,他也就在更多地追寻自由;人类在一些领域的自由与他在另一些领域的不自由往往是同步的.这一二律背反说明,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实现是一个无穷递进、上升的过程,哲学必须不断地跟随时代的脚步追寻人类所盼望的更高层次的自由.人类当代所盼望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就是心理本体论自由.这里就它的理论内容、逻辑依据及其现实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一)心理本体论自由即人类实现其终极关切的自由.人类终极关切的自由是确认个体存在的自由,是超越个体有限性的自由.     

归隐中的人格精神——对元散曲隐逸意识的解读

归隐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恒久的主题,但它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像在元代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和普遍。较之前人,元人的归隐是不同的。他们不是消极避世,首鼠两端,而是对现实和历史深刻反思后所做的坚定而明智的选择,是肯定自我价值后找寻到的一种新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元散曲中就流露出浓厚的归隐意识。那种时不我遇之后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在其中得到前所未有地绽放,表现出散曲作家蓬勃的活力;那种悠闲处世淡泊存身的人生态度,使他们享有潇洒自在又饱满充盈的生活;那种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表现了突现自我、放荡不羁的生命意识,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     

用世·感世·避世·玩世——陈铎散曲文本中的心态解读

陈铎是明代中期的一位富有特色的散曲大家。细读其存世的270首(套)曲作,深深体悟到其中的用世、感世、避世、玩世复杂矛盾的心态。分析其作品中这些心态具体表现,利于对其本人的了解和认识,也利于对其曲作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明散曲发展历程之重新认识

从晚明以来,人们多以嘉靖前后为界,把明散曲发展史分为前后两期;或再将“前期”一分为二,构成前、中、后三期;这两种划分都较粗略,难以清晰地揭示明散曲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作者在进行明散曲作家个案和群体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明代社会文化、时代思潮等相关因素,认为明散曲的发展演变可分为过渡期、低落期、复兴期、鼎盛期、继盛期等五个时期,并论述了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以及这样划段分期的理由和意义。     

“五更体”民歌对中国古代散曲之影响论略

“五更体”民歌在中国民歌发展史上渊源甚久,它不仅广受普通百姓喜爱而得以广泛传唱,同时还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五更体”民歌对中国古代散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散曲的外部形式和内容上,还表现在散曲所使用的曲牌上.民歌与文人散曲之间不同形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对于激活散曲独有之文体特征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马致远散曲的庄学色彩

马致远崇尚庄子 ,其散曲的愤世精神、悲世之心及遁世情怀带有浓厚的庄学色彩 ,但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二者又表现出某种差异。马致远散曲的庄学化 ,既是元代社会政治的产物 ,也离不开其自身的思想经历 ,同时它与全真教的盛行密切相关。     

德勒兹的自由哲学意义及其局限性

德勒兹哲学直接指向一种与生成变化条件相关、而与个人主体无关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行为的自由选择权,也不是攫取的权力;它是一种创造新关系的能力或潜力.这种自由旨在恢复被康德的道德哲学所压抑的自由的积极主动方面,从而创造出能够逃脱同一化辖制的、真正的差异.不过,德勒兹的自由,它所提供的摆脱同一化辖制的出路并不能避免现实社会中的总体化.但即便如此,德勒兹的自由作为一种开放的生成过程,不断地扩大了社会对于差异的包容力度,对今天的激进政治学研究仍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矫情——元散曲隐逸主题的畸变

对功名仕途的鄙弃,对隐居生活的讴歌,在元散曲中比比皆是.不过,散曲家们口口声声说要"离世"、"弃世"而实际是"口离心不离".许多人身居尘世,享受着尘世的物质,眷恋着尘世的好处,却要口口声声讲"归隐".这是他们转移失意心理、消解功名情结的一个最好方法.这与全真教的广泛宣传、大力鼓吹有必然的联系,也是市民意识日益发展的结果.     

阿鲁威散曲的独特之处

阿鲁威是元代蒙古族散曲作家,在元散曲大量轻薄、损毁屈原的主流倾向下,他仿屈原《九歌》前九首作《蟾宫曲》,独树一帜。《蟾宫曲》并不是对屈原《九歌》的简单描摹,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古感今,来表达自己远大的抱负和壮志难酬的感慨。     

从散曲中管窥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元代文人身处逆境 ,散曲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 ,从中可管窥到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他们反叛现实反叛传统 ,力求寻找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坐标 ;他们崇尚自由、任情任性 ,以极端的放浪不羁实现主体人格的高扬     

试论元散曲的语言特色

散曲是金元时期流行乐曲的曲词,是一种新兴诗体。 曲包括音乐和文学两部分;曲的音乐是在“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吸取了民族乐曲发展而成的(一部分由词调发展而来);文学方面,曲受词的影响,但曲所反映的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是一种新的体制。 元散曲无论小令(元明曲论家都指出小令源出于市井,有的还来自农村。)或套曲,其语言最基本的特色是通俗、质朴、生动、活泼清新(郑振铎称它为俗文学),不     

论喜剧性自由的特定内涵

喜剧的精神本体是自由.喜剧性自由是一种极其理想化的审美自由,在特定的艺术情境中,喜剧能够巧妙地打破客观规律的制约,超越生存悖论,充分地体现出无往而不胜的意志自由;喜剧实现自由的方式充满了奇思异想,往往是象征性的、怪诞化的、非现实性的,明显带有乌托邦和狂欢化的色彩;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喜剧的世界观提供了一种释放压抑、修复人性、引人向上的智性自由,体现出直面现实、乐观进取的积极意义.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